[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1-0116-12 20世纪初，清廷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下诏仿行宪政，除改革内外官制、各省设立咨议局外，并有推行地方自治之议，将府厅州县及乡镇划为地方自治单位，希望“以本地之绅民，集本地之款项，图本地之公益”，[1]藉以改变过往官绅之间“互相疾视，势同水火”[2]的局面，稳固自身统治。民国肇建，改行共和，地方自治与官方关系重新调整，内涵也屡生变异，其间虽偶有停办，然而告朔饩羊，形式终存。 地方自治的推行是国家权力下移的一次尝试，其实效历来多遭贬抑。袁世凯在1914年初下令停办地方自治时，曾指斥“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3]究其原因主要是“乡绅中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4]此情在广东也有反映，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仍有报纸报道，新会地方自治系由“商棍某某、劣绅某某，假借自治、自卫美名，为经营私人私利诡计，暗里筹划”。[5]1935年，广东顺德人黎文辉认为，乡村地方自治“换汤不换药而已”，虽有条文，“仍未实现”。[6]这些认识或明或暗地影响了当代学人。有学者认为，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因为清末最后一代绅士此时才老成凋谢，所剩无几。[7]此后，乡村社会权力的控制者，逐步从“绅士”转变为“权绅”，并随着知识分子不断流向城市而最终“劣绅化”，形成了“无绅不劣”的历史记忆。[8]这类研究实际是缺乏对此前历史阶段的详细考察。 具体到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论者们多认为，地方自治是绅士组织化或地方名流扩大其权力的一个契机。①也有论者一改“绅权扩张”的视角，进而强调地方自治组织者背后的宗族网络。[9]无论是强调绅权的扩张还是宗族网络，实质都是从延续性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地方权力格局，对地方自治所引起的权力格局的变动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一局面的形成，史料限制当是首要原因，论者往往习惯于使用宏观性资料，很难贴近地方的实际情况。此外欠缺区域差异的视角也是因由之一。中国幅员辽阔，土俗民性，情形迥异，南橘北枳，所在多有。地方自治之影响究竟如何，必须深入具体区域，才能避免大而化之、似是而非之宏论。因之，本文选取广东省新宁县作为考察对象，冀以成一己之愿，祈教于大方之家。 一、晚清新宁地方权力结构及其动向 新宁，明弘治建县，清同治年间从县属析出赤溪厅，1914年县名更为台山。其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环山面海，土瘠人贫。咸同以来，出洋人数众多，近代以来成为著名侨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开始随着这一过程渐生变化。 时下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认识，大体没有超出费孝通“双轨政治”之卓见，乡村社会基本是一个士绅统治的世界。[10]16世纪以后，在珠江三角洲，随着宗族的建立和扩散，士绅社会开始从意识形态慢慢变为现实，[11]这一过程往往与乡约的推行联系在一起。在新宁，“凡州县城内及各乡大乡村各立讲约之所，设约正一人，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有学行者为之。”[12]但是乡约教化似乎效果有限，“乡村间往往有因争山坟、水圳、洲岛故，遂纠合多人，酿成械斗之狱”。原因在于“官司之威不及加”，似乎官民之间隔膜甚深。且“宄棍狼差，装造假命假伤，列名嚇诈，及报官瞒验，动开人夫数百，勒供夫价”之事也常有发生，此类弊俗，往往要“经绅士呈请”才能剔除。[13]绅士成为上下沟通之桥梁，所谓“通民情于县官，而宣县官之政令于民者，绅士也”。[14] 士绅权力的行使常与宗族相联系。至清代，“民重建祠”已成习俗，[15]宗族中设有族正，[16]族正权力的行使必须要得到绅士的支持。浮石赵氏有“族正十三人，族副不拘人数，岁正月中旬，乡之绅耆会议于公所，择其人标名于市以理一岁之乡事，族人有争论者皆就而平之”。[17]士绅和宗族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礼仪与制度，“父老约束子弟，具有章程”。[18] “自红匪、客匪构乱后，适洋务大兴，壮者则走外国”，新宁公共事务的面貌开始改变，“近年颇借外洋之资，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庄诸善举所在多有”，[19]在今天华南侨乡的寺庙捐款题名中，也能时常看到来自海外各埠的捐款。就晚清新宁而言，红匪、客匪之乱的意义当不止于此。咸丰四年，“红巾贼起”，知县杨德懿“谕各堡练勇防守”，为防止贼匪攻城，李姓绅士和黄姓绅士各派出乡勇100名协助知县守城。[20]县城的安危必须依靠地方乡勇才能保证，开办团防局，地方绅士亦“多所策划”。[21]同治年间土客械斗发生时，知县洪德方也是“谕饬邑绅在城设立总局，各乡立分局团练”。[22]为应对土客之间的紧张局势，公局组织在新宁遍地开花，成为士绅控制乡村社会的权力机构。② 绅权的扩张有时使知县的命令也无法实行。洪德方在处理土客械斗时，“屡谕客绅不听”，只好无奈地“为文虔祷邑城隍神”。[23]此后知县曾惠均等亲赴升平局“集土客绅耆议和款”，也无果而终。[24]此外，“官之被控，几于无任无之”。[25]地方官不得不将更多的地方事务委于地方绅士及其所控制的“公局”。晚清新宁械斗时生，知县李平书手定章程，“分谕本城宁阳、安良两局暨六都各局堡绅士”“认真举办”，[26]对六村等处盗匪众多的局面，李知县先命令“该绅等设法捆送”，[27]当绅士拒不执行时，继而命令他们“缴具缉费”，作为勒令缉匪的保证金。这些都提示了红兵之乱后“地方主义”的兴起。[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