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以降的晚清官场，充斥着各种腐败，请托即为其中一端。大小官员为求官、求差或其他好处，不走制度内的渠道，而是暗地里拉关系、找关节，托权贵出面帮忙，其情形近于今天人们常说的“走后门”。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个“贾公子”去京城候选，熟悉官场内幕者开导他：“依我意思，你说的那些甚么姑子、道士，都是小路，我劝你不必走。你要走还是军机大臣上结交一两位，凡事总逃不过他们的手。”①所说的就是请托这一“潜规则”。早在汉代，《汉书》中就有“先为科例，以防请托”②的记载，其后历朝历代均视其为整治吏治的对象。但此风屡禁不止，清代也不例外。至清晚期，官场请托更是严重泛滥。对此，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均有生动反映，而现存史料也不乏证据，目前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荣禄存札》(以下简称《存札》)③就有集中反映。 荣禄(1836-1903)，满洲瓜尔佳氏，字仲华，庚子前任军机大臣并节制北洋诸军。庚子后因“匡扶大局”，又加封太子太保衔，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官场现形记》里刻画过一个爱受人请托的“华中堂”，胡适认为就是以荣禄做原型④。《存札》仅收录其自庚子夏至去世前(1901年6月至1903年4月)不到三年内各地官员的来函，其中涉及请托者竟有三四百件之巨。这些信札清楚记录了请托者的身份、心理和逢迎馈赠等请托手段，对于考察晚清官场的幕后运作，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 遗憾的是，《存札》在整理出版时，由于是收入“义和团资料丛编”付梓，所以绝大部分请托函件因为与“义和团”无关而筛除。鉴于此，笔者对这部分函札做了初步整理，并据以对晚清官场请托的一些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呈现晚清政治史的另一类面相⑤。 一 请托群体及其特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候补道员李维翰已经64岁了。自从28年前分发到两江试用，他办理过盐务、营务、茶务等差事⑥，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实缺。上年夏天，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保举，送部引见，遂趁机投拜在荣禄门下，以求关照。然而，半年过去了，并没什么动静。得知与其情况相同的候补道员易顺鼎已由荣禄关照补缺，他急忙给荣禄写信，迫切希望早为提拔安置：“窃受业栖迟江介廿有余年，常欲一慰严瞻，藉偿景慕之愿。客夏赴引北上，屡次抠谒崇阶，仰蒙训诲，许列门墙。成全之心，溢于辞色。受业辱蒙恩眷，远迈寻常，岂复以向隅为虑？惟是我师政务殷繁，诚恐一时不及省记，则衰年日迫，图报无自，辄用怃然。前阅邸抄，易道顺鼎已得右江，拔茅汇征，曷禁跃然。自喜我师权提造化，必一视同仁，不遗在远。高厚之德，直当戴以终身。惟闻四月以后又增特科，人员恐愈形积压，不能不图早著。”李维翰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荣禄能出面相助，得一个实缺。他知道仅有所谓的门生这层关系还靠不住，于是借着祝寿的名义，让自己的儿子给荣禄送了些“芹仪”，以增加成功几率，“又有陈者：我师揽揆嵩辰，受业远隔龙门，不克亲捧霞觞，特命小儿承斝，就近恭献芹仪”⑦。 这封信在《存札》中非常典型。从数量上看，近五成左右的请托信札都来自像李维翰这样的候补文官。这类人充斥晚清社会，常年有两三万之多⑧。由于人多缺(差)少，他们往往认为走制度内的路子，补缺(得差)必然遥遥无期；并且能不能得缺，主要不取决于制度，关系才是第一位的。正如山东候补知县张朝杰信中所说：“山东候补人员虽多，捷足者有一人而兼数差；无力者或数年而不得一委，宦情无定，总以有人关说为先。”⑨因此，拼关系、托权贵，成为这些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以致晚清官场出现了庞大的请托群体。 除李维翰这样的求官者外，这些请托者中也有人自知“人山宦海”，图缺不易，退而求其次，选择“求差事”。如湖北候补道刘廷钧点名求电报局差事⑩、江苏候补道何炳宗点名求临城煤矿差事(11)、山西试用道张祥会点名求河工差事(12)、江苏候补道曾纪寿求保住盐务差事(13)等等。当然，多数人不会说得如此明确，往往代以婉转的“求一位置”“求一枝栖”。 《存札》揭示，这类请托者往往先投拜门生，与荣禄结成一种“拟血缘关系”。不过，候补官员能与军机大臣说上话的机会毕竟有限，因而常常需要中间人牵线搭桥。这些中间人有时是本省督抚、藩臬等上司，如易顺鼎、李维翰均通过刘坤一介绍；有时是京城内的职业掮客，就像《官场现形记》里的黄胖姑。无论以何种路子投拜，常常以钱物作为“敲门砖”。如直隶候补道(后任长芦盐运使)汪瑞高投拜门生，一次送上“九如全盒花瓶一座”“如意平安”一个，“另具贽仪一千两”，这是笔者在《存札》中见到的最大一笔“见面礼”(14)。为了增加请托的成功系数，多数人会像李维翰这样，逢年过节时有所馈赠。银两最常见，少则一二百两，多则一二千两。其次是土物特产、书画古玩。如山东候补知县赵炯，为了保住署日照县知县的差事，除“专丁送呈寿仪二百金”外，又送“画册手卷各一事”以及“土物四色”(15)。 《存札》中所见的第二大请托群体是实缺大员，约有三成请托信札来自他们。比起候补文官，这些人的请托事项五花八门，不很集中。不过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替亲朋僚属求缺、求差。如署两广总督德寿为其子延庆求“遇缺即补道”(16)，吉林将军长顺为其侄丰升阿求提拔(17)，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左孝同(左宗棠四子)求引见时关照(18)，山西巡抚岑春煊为总兵李福兴求引见时栽培(19)，漕运总督陈夔龙为候补道俞陛云(俞樾之孙)求“嘘拂”等(20)。二是为自己求晋阶、求迁调。如直隶按察使周浩希望能升布政使(21)，湖南布政使张绍华希望能“或邀寸进，或调近畿”(22)。湖北巡抚端方因张之洞做顶头上司，颇不得志，觊觎浙抚一缺(23)。三是求公事之便。如邓华熙早想卸任贵州巡抚，希望奏请休致时，荣禄能“俯赐玉成”(24)；江苏粮道罗嘉杰因米数不符遭部驳，希望荣禄能设法通融(25)。还有些大员并没有明确诉求，只是含糊地说“求栽培”“求嘘植”，这背后的含义大概彼此心照不宣。大员投拜门生的情况不如候补文官普遍，但也为数不少，端方、岑春煊、陈夔龙、周浩、张绍华以及甘肃布政使何福堃、山西按察使樊增祥、山西布政使李绍芬等均是荣禄门人。此外，大员的馈赠情况也很常见，署湖南按察使继昌为求“逾格栽培”，一次性就送给荣禄“纹银千金”(26)。刘坤一也曾一次性“汇送京平银二千两”(27)。值得注意的是，大员间的请托，往往有双向性。如荣禄曾托端方安排道员缪嘉玉，端方在送了这个人情后，顺势也向荣禄要了个人情，希望荣禄能为其弟端绪谋一个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名额(28)。再如，荣禄曾函托刘坤一为奭良、张成勋等人安排位置(29)；刘坤一也多次函托荣禄关照左孝同、李维翰等进京引见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