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6－0077－14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酝酿已久的维新力量由隐而显，渐趋活跃。各路维新志士函电往返，分析时局，商讨对策。1895年后，一个有着共同变法意愿的群体，逐渐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然而，这一由民族危机催生出来的变法群体，其成员颇为复杂，往往因师承、学术、地域乃至地位的不同而互有区分。随着变法的推进，他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利益争端，甚至产生摩擦，进而由合作走向冲突。以往学界，受现代化史观的影响，研究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往往是在“新旧”之争的框架内进行。在此框架之下，康有为、梁启超几成新派的代表，凡与康、梁不合者多被划入旧派的阵营，戊戌纷争随之简化为“新旧”之争。但回到戊戌维新的历史现场，便可发现，戊戌时期的学术、政治纷争，虽有“新旧之争”的成分，但其核心与焦点却是“康党”。所谓“康党”，其内涵尽管多变，但核心成员一直都是康有为及其弟子。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康党”，即是指戊戌政变前，那些认同并宣传“康学”、“康教”的康门师徒；所谓的“变法派官绅”，即是指维新期间，“康党”之外的其他有变法意愿的官绅。本文无意于全面分析变法派官绅之间的矛盾纠葛，仅从“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关系的离合入手，分析当时的变法派官绅对“康党”态度的前后变化、“康党”的主要特征及双方关系离合的原因，从而窥探这一关系离合所造成的多重影响。 “吾党”之一：维新初期变法派官绅眼中的康门师徒 甲午战败后，严峻的民族危机将一批具有变法意愿的人们召唤出来，他们以变法图存为己任，以学会、报刊、学堂为阵地，以引进西方制度为理想，并自觉以“吾党”、“吾辈”相称。从各路维新人士的相互联络中可以看到，当维新初起之时，康门师徒的确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并得到了变法派同人的认可，被视为“吾党”之一。 受甲午战败与《马关条约》的影响，1895年的北京首先成了维新人士聚集联络的地方。是年二月十八日，梁启超致函汪康年，说：“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在都言之已熟，不识足下在彼所得若何耳？”①“在都言之已熟”，说明康门师徒已经与在京的变法人士取得了广泛的联系，而且达成了“广联人才，创开风气”的共识。这一年，康有为在京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为他赢得了声誉。同年三月初，在各省公车纷纷上书反对议和的声浪中，康有为组织了联省公车上书。本来，这次上书因和约的批准而中止，知之者并不多，但康有为等人随后刊刻了《公车上书记》，对康、梁在此次上书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有效的宣传，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倾向变法的谭献看到《公车上书记》后，在六月初六日的日记中写道：“见《公车上书记》。会试举人千数百人上书言时事，沮和约，安攘大计，万八千言，纲目毕具，为康祖诒长素撰稿，即著《新学伪经考》之人。”②这显然是康门师徒宣传的效果。《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又抓住了朝野思变的时机，于五月十一日由都察院代上《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即《上清帝第三书》。在众多倡言改革的奏折中，康有为的上书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光绪帝于闰五月二十七日下发了包括康有为所奏在内的九件奏折，“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分晰复奏”。这些都为新中进士的康有为赢得了政治声誉，康有为在同人中的影响力、号召力随之增强。五月，康有为又草拟《上清帝第四书》，因无人代递，遂“决意归”。后康有为接受了陈炽先办报、后办会的建议，暂留北京，与弟子梁启超、麦孟华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在办报的同时，康有为“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十大夫讲辨，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强学会遂于1895年十月正式成立。尽管康有为因已于八月底离京而没有参会，但他却是该会的首倡者③。 1895年，康有为可谓收获不凡，不仅顺利考中了进士，而且通过上书光绪帝、创办《万国公报》、倡设强学会，结交了一批维新人士，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使得很多意欲维新者开始关注康有为。张之洞与康有为的交往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是年九月，康有为抵达南京，与张之洞“隔日张宴，申旦高谈”④。张之洞对康有为的评价也很高。据吴德潚称：“康君自金陵来同寓，昨夜同公度往访，略谈刻许。南师极倾倒之。”⑤这里的“南师”即张之洞。蔡元培后来也回忆说：光绪二十一年“赴南京访张香涛氏，适康长素之房师余诚格氏亦在座。张氏盛称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⑥。基于对康有为的欣赏与信任，张之洞同意在上海、广东两处开办强学会，并决定由汪康年“主沪”，康有为“主粤”。吴德潚致函汪康年谈及此事说：“传闻康主粤，公主沪。康现租张园，规模恢张。长素魄力之雄，公心思之诚笃，皆会中圣手，从此号召，必有可观，甚慰甚慰。”⑦叶澜也曾致函汪康年说：“得家兄书，以长素主北，吾兄主南，从此北智南能各运广长舌，为大众说法，行见顽石点头，惟不可分顿、渐二门，以为树敌计耳。”⑧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正说明，康、汪各主一方的说法在当时的变法派官绅中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此时的康有为是被同人看好的，并被看作是合作的对象。 遗憾的是，事情并没有按预定的方向发展，上海强学会未等汪康年到达已由康有为主持开办，并约其弟子徐勤、何易一共办《强学报》。然而强学会、《强学报》开办未久，张之洞即勒令停办。对于强学会停办的原委，康有为的说法是：“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吾以十二月母寿，须归，先调君勉、易一来办事，急须开报，以因孔子纪年，及刊上谕事，江宁震动，适有京师劾案，遂藉此停止。”⑨康有为将强学会、《强学报》停办的根源归结为“论学不合”，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从时人的评说中我们还可以觉察事情的另一层原因。戊戌政变发生后，“穗石闲人”在回忆梁鼎芬与康有为交恶的原因时，如是说：“讵料康到沪后，任意出报发议，绝不商量。太史与黄公屡书争之，且诋之。最可骇者，不以大清纪年而以孔子纪年，名为尊圣，实则轻慢。太史与黄公深恶之。即日停报，自是与康不合。”⑩此中指出，康与梁之所以交恶：一是“不以大清纪年而以孔子纪年”，这即是康有为所说的“论学不合”；二是“康到沪后，任意出报发议，绝不商量”。本来盛传“主粤”的康有为却在“主沪”的汪康年未到之时，为所欲为，绝不商量，这显然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所无法接受的，甚至黄遵宪也“屡书争之”。这也反映出康有为目中无人、独断自是的性格。强学会、《强学报》停办后，参与其事的经元善也对康有为大加指责：“今闻(强学会——引者注)为言路所劾，此虽关乎气数，然细思之，亦由吾公未能应天以实，感召庥祥所致。弟初读《长兴学记》及《伪经考》诸书，深佩足下之学。去冬忽承南皮先生作介，幸接光仪，良用欣慕。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11)之后，他又致函汪康年，认为“强学会事，诚是当务之急，一唱百和，方期逐渐扩充，以树自强之本，忽然封禁，浩叹殊深”，究其原因，“惟康长翁之手段，似长于坐而言，绌于起而行，欲集众人之资以逞一己之见，物议之来，或有由致”(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