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货流行与市民运动兴起

——从义和团到抵制美货运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市民运动兴起。晚清洋货日益流行形成洋货“共同市场”,将销售和消费的广大商民连为一体。“洋货”对民众具有便利生活与外国掠夺的双重意义,义和团运动首次将洋货作为“外国罪恶”的负面符号凸显于社会,又因销毁洋货的暴力排外方式而不被市民所接受。1905年由上海商民团体发起,蔓延至全国,商界、学界、女界广泛参与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市民抵抗运动。商业市场网络与社会运动网络的重合,说明洋货流行所形成的“共同市场”,具有某种社会“公共空间”的意义与职能。在“不用美货”的社会舆论中,出现了“民权说”、“义务说”、“女权说”、“文明抵制说”等论题,并借助运动的声势而广泛传播,民众从中得到思想观念的启蒙。商民们采取市场手段的“文明抵制”,有别于义和团销毁洋货的暴力抵抗,这也正是“共同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和平主张权利的渠道和“文明规则”。民众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所体悟的民权意识的觉醒,实则是他们在“共同市场”消费生活中“市场规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投影。洋货流行造成的洋货“公共市场”,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公共空间”,是近代市民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基础。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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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1-0132-11

       由传统臣民社会向近代公民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市民运动兴起。所谓“近代市民运动”,即城市商民群体有组织地向某种权力或权威势力,表达一定利益或社会诉求的非暴力抗议运动,并产生跨地域的社会影响。中国传统时代,城市中也有群体抗议事件,如某行业的罢市(歇业)、罢工(叫歇)等,但一般规模较小,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小群体,且诉求利益往往直接而具体,因而与近代市民运动有所不同。中国最早一次近代市民运动,应是1905年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运动以“抵制美货”为旗帜,以抗议美国歧视华人为诉求,首先由上海商人团体发起,很快蔓延到其他阶层和其他城市,形成了一场商界、绅商、学界、报界、女界及普通市民广泛参与,波及全国主要城市,历时数月之久,声势浩大的市民抗议运动。这场市民运动何以发生?为何能形成如此规模?其民众基础为何?与市民群众的生活世界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近代市民运动的兴起,理解民众生活变化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对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运动本身状况及过程的论述①,而对上述问题涉及不多,故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一、“洋货”符号意义与义和团销毁“洋货”

       “抵制美货”运动针对的直接目标是来自美国的“洋货”。因此我们需从考察当时洋货对于中国民众的意义入手,对“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原因及意涵进行探索。

       自开口通商以后,欧美机制“洋货”大量涌入,在民众生活中日渐流行。甲午一役,大清朝被效法西方变法维新而迅速崛起的东邻小国日本一举打败,屈辱签约,割地赔款,增开口岸,同意设厂。随之西洋各国如蚁附膻,争先恐后,纷纷加紧对我国争抢掠夺,瓜分之声甚嚣尘上,划分势力范围,大肆倾销商品,争夺中国市场。洋货输入愈增,销售益广,日渐普及于城乡上下,有些甚至成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布、洋油、洋面、纸烟等,特别是对市场依赖较多的城市居民,几乎人置家备,日不可无之。

       洋货普及给社会生活带来多面影响。一方面,人们因洋货而得以享受更加便利舒适、丰富多彩的生活,因而洋货受到人们喜爱并广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洋货取代了土货,机器挤掉了手工,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旧有工商体系遭破坏,成千上万原本依此为生的人口失去生计,而民众生活成本增高,财富外流不止,民生日益困厄,人民生计困难。因而,洋货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既是带来舒适方便生活的可爱之物,又是造成民生困苦的不幸之源;既是人们向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标志,又是外国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又由于洋货来自正争先恐后欺侮掠夺中国的外国列强,人们对于洋货爱恨交织的感受,更凝结成民族屈辱的象征。洋货的这些多重属性,使它对于不同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伴随着洋货对人们生活影响日益广泛,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清末社会动荡、社会矛盾激化之时,洋货这一嵌入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外来物,也就成了人们表达某种意向或诉求的象征物及文化符号,而洋货流行形成的共同消费市场,成为市民运动兴起的平台。

       首先把洋货作为一种“外国罪恶”的负面文化符号而凸显于社会的是义和团运动。自1898年秋冬起首先在山东、河北等地由民教冲突而激起的义和团运动,以“灭洋”为宗旨,以反洋教、驱洋人为号召,义和团民到处烧教堂、杀洋人、打教民,触发了民间长期以来受外国势力欺压而积聚的反洋仇洋情绪,并迅速蔓延开来。山东、河北、山西,义和团遍地蜂起,由乡村到城镇,规模不断扩大,行动日趋激烈,到1900年春夏,蔓延至天津、北京。义和团民由烧教堂到烧一切洋房,由杀洋人到杀中国教民,由“仇洋”、“灭洋”而扩展到毁坏一切洋人之物,扒铁路、拔电杆、烧洋房,城镇里商家店铺及住户人家的各种洋货,也成了义和团民仇视及毁灭的对象。义和团民进入天津后,在这个北方通商大埠看到洋房成列、洋货充斥,自然甚感刺眼,遂大加毁坏。时人记道:义和团民所到之处,“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②。义和团民进入北京以后也是如此,有的见到洋货及售卖洋货的商铺即加捣毁。有当时人记道:“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于是人们纷纷将家里的洋货自行销毁,以免被义和团民查出而惹祸。各家所用的洋油灯成了最招人眼的洋物,于是“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贻祸患”。有的团民责令商铺撤换洋货招牌,去掉“洋”字,时人记述道:“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③

       义和团在京城毁灭洋货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烧毁前门外西药房。前门外大栅栏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各类商铺林立,华洋各货杂陈,“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有老德记西药房是京城最大、最著名的西药房,义和团民遂认为其售卖西药,应遭神灵诛灭,欲将其焚毁,并警告周围市民不许扑救,谓团民会施法术不使延烧他处。据时人记,点火烧起来以后,“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甚猛”,遂向周围商铺延烧,因团民不许扑救,致使大火延烧开来,由大栅栏周边街巷,至前门箭楼、东交民巷,大火持续一天一夜,延烧几十条街巷,后据地面保甲统计,“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京城商铺最集中的繁华之区,中外货物屯集之地,就这样一夜之间化为一片灰烬。时人谓为“真从来未有之奇灾”,并痛惜:“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④在此期间,义和团民在北京各处焚烧洋货商铺,据时人记载:“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连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八家。”一些洋货店铺被捣毁抢掠,如:“骡马市大街广升店因其代卖洋货,团民将欲焚烧,被土匪乘间抢劫一空。”后来不仅商铺,连住家也因有洋货而遭抢掠:“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此坛团民才去,彼坛团民又来。城内城外居民铺户,遭逢此难者,每日数十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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