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如清使臣自镇南关入华以后，沿途依其见闻而作下的记录，不仅是他们回国复命的必备述职材料，也是越南王朝了解清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信息渠道。他们北使期间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更是越南处理中越关系、制订两国邦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历代越南王朝都非常重视入华使臣的选拔及其在华途中的燕行记录。留心上国政事，访闻天朝事状，为越南如清使臣的一项重要政治使命。那些肩负两国邦交使命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自然不敢马虎敷衍，他们或利用眼睛的观察，或通过与清人的笔谈交流等途径，以获取有关清朝内政外交的多方面信息情报。 相较于朝鲜使臣的《燕行录》，清代越南使臣流传下来的北使文献更多的是北使诗文集，“入华行纪”①较为有限。但为数不多的几部如清行程记录，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留下了沿途中国地方自然人文地理景观的大量记载，正如越南阮朝人阮椿燕评价范熙亮的《范鱼堂北槎日纪》那样：“至于轩輶往返，凡道路之见闻，山川之名胜，古人名迹之遗，他乡景物之异，水而舟陆而车，虽当匆匆行色，在人所不暇者，犹能运如椽之笔，无奇不搜，亦清亦深，亦豪亦雅，亦典亦博，单词双语中，尽有意思，非徒备日程以为后来重译者之前乘也。”②因此，发掘越南“燕行文献”这一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材料，透过越南如清使臣的所见、所闻、所观、所感、所论而构建的“异域之眼”中的大清帝国形象，无疑有助于我们在越南赴京使臣与清代中国社会互动的特定历史情景中，从微观个案和宏观整体的结合上重新审视和认知清代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清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揭示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在实质。 对于存在于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古代中国周边同文国家的域外汉文典籍的文献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已越来越重视。葛兆光教授曾撰文提倡通过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研究，运用“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③。他的观点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在利用越南“燕行文献”的具体研究方面，主要是从越南使臣的北使诗文着眼，讨论中越之间的汉文学交流以及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汉文学与形成于越南的域外汉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刘玉珺、张宇等，即分别通过宏观与个案的研究讨论了越南使臣与中国文人诗文交流的普遍情形和具体形态，从燕行文学的角度为清代中越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④。国外亦有学者利用越南“燕行文献”等汉文典籍就中越关系史、越南贡使的人物个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美国学者Liam C.Kelley、韩国学者刘仁善便着重利用北使诗文、《大南实录》等汉文文献讨论了中越朝贡关系的实质，并从入贡使臣的角度分别阐释了古代越南在中华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他们积极参与与中国学人诗文交游的真实心态⑤。越南学者丁克顺则从如清使臣阮辉的在华活动、使华著述入手，通过微观个案的考察，分析了越南使臣对清代中国文化的感受以及当时中国的了解程度⑥。中外学者基于越南汉文典籍的具体研究，虽已取得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有关越南“燕行文献”的挖掘、利用和研究还较为薄弱，现有成果多侧重运用“北使诗文集”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中越汉文学交流或两国关系史等方面的探讨，而于燕行记、北使程图等资料的使用则明显不够。特别是对于呈现在越南使臣这一他者视野中的天朝异域形象的解读，更是少见。为此，本文拟以晚清越南使臣的“入华行纪”为中心，通过其中所记录的越南使臣在华期间对当时中国的观察、认识和评论来探究晚清中国社会的诸多样相及其掩藏在朝贡礼仪背后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的邦交实质。 一 宫廷见闻纪实 越南遣使如清，从文书的格式、往来传递到使臣过关、迎送、食宿安顿、拜见各省督抚以及进表与朝觐、赐宴与颁赏等过程，都有一套严密的礼仪规范⑦。这看似繁冗的成规陋矩，却是维系两国“朝贡”关系的重要形式，一旦处理不好，即便是细节问题，也可能会损及两国关系大局。因此，为在形式上尽力表现出“事大之心”的诚敬恭顺，越南王朝针对几年一轮回的如清朝贡礼仪历来都十分谨慎和重视。而作为“燕京万里赋皇华”的朝贡往使的政治核心地，越南使臣在京朝觐、朝贺的礼仪活动，无疑成为其使程笔下的重要内容，历届使部也都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清代宫廷社会的丰富记录。如道光五年(1825年)使清朝贡的潘辉注描述自己在京参加道光皇帝的生日朝贺礼仪时之所见曰： 清朝承平日久，不事张皇，朝贺礼仪卫，概从简省。万寿节日，庭前惟设黄紫伞二十四，旄矟二十，雅乐八音全部而已。鸣鞭开门，天子升座，众乐齐奏，行礼，虽简而严。至于御坛祭时，始陈卤簿、伞盖、团扇、五色旌旗，节旄、豹尾，并黄轿金马，一切仪仗，然亦多旧时物，殊无华美新饬也⑧。 其中所见道光皇帝万寿节典礼的简省朴实，显然与我国史籍通常所描写的此类节庆活动中帝王接受百官朝拜时气势恢宏的华丽场面大不一样，越南使臣以其所见还原了清代宫廷生活真实的一面。在他们的见闻笔记中，道光皇帝的力行节俭之举一直影响到清末的宫廷仪制及其皇室生活。如同治八年(1869年)，奉命如清的黎峻、阮思僩等越南使臣描写其随驾赏戏期间观察到的景象云：“大皇帝并两宫(慈安、慈禧)太后驾过，鼓乐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遥见正殿中间，施榻一，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御前诸大臣、太监等趋侍如常，仪节极简易。方驾过养性时，乘步辇，百官、兵丁环立御道边，不闻有呵止遮捆者，亦此类也。(乾清宫)宫殿规制极高广，而无锦绣珠玉之饬。殿壁空构，尽糊白纸，帘帷只用青布而已。”虽时隔四十余载，但从出行仪节到宫殿装饰，同治时期的宫廷生活仍不乏道光遗风，故阮思僩亦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宣宗恭俭之化，盖宛然犹存。”⑨结合以上前后二则记录可见，越南使臣通过他们在清朝宫廷亲眼所见的生动记录，相较于中国史书或学者宏观性的泛泛而论来言，往往为我们客观了解清代宫廷生活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而这一内廷实录，对于我们在长期接受教材教育而形成的所谓清末宫廷生活腐朽奢华的惯性思维来说，的确不同。 相较于宫廷庆典的朴实俭省，地方官员出行的仪仗却颇有讲究。前述潘辉注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道光时期京城与地方官员外出行仪的明显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