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10-0106-07 史学界对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对外贸易体制问题已有一定关注①。一般对作为中国外贸体制特色的行商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该制度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需要，其必然终结的命运不可逆转。相应地，史学界对行商制度解体、条约制度逐渐确立后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给予高度关注，普遍认为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外贸体制开始向南京条约要求的协定关税方向转化。笔者认为，行商制度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对外贸易需要有限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因传统经济结构惯性的影响，并未显著呈现转变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察鸦片战争前后，从1820年代到1850年代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以期增加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一、鸦片战争前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特色的行商制度的合理性 1、行商制度的合理性 行商制度被史学界普遍定性为一种不合理的贸易制度，理由是不符合贸易自由原则，自身陋规烦琐而容易滋生腐败。笔者认为行商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清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行商制度做改良努力。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中国，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理所当然地与重商主义的西方经济思想有不同的利益考虑。中国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于几个口岸，甚至最后限制于广州一地，便是基于这种重农抑商的考虑。另一方面，行商制度被指责更主要是由于其贸易代理性质的间接贸易，有悖所谓自由贸易原则，当时即被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所抱怨，也是后世史学家诟病行商制度的主要理由。其实，行商作为获得政府特许专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集团，不仅行使着贸易中介的职能，而且承担着管理外商的担保责任，其行为超出一般商业流通意义，其商业利润理应包含一定合理的管理成本，不应一概视为过度勒索。如清朝主要税收收入田赋的行政管理费用占到税收总额的1/5至1/4。②因此行商索取一定规费，从行政成本角度考虑，尚属合理。更何况标榜自由贸易的英国，其对华贸易长期由东印度公司垄断，自由贸易身份的港脚商人的地位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废除后才得以确立，又何必苛责农业中国贸易特许性质的行商制度。 因此行商制度反映了农业中国的有限通商要求，其实质是贸易特许制度。在行商制度的实际运作中，风险与巨额效益并存。《粤海关志》载行商制度渊源：“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船，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洋商具有财产担保资格，“凡粤东洋商，承保税饷，责成管关监督于各行商中，择其自家殷实，居心笃诚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由此可见，洋商具有官方特许资格，承担代表官府办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在与外商交易过程中，行商负责代理外商与官方海关纳税。“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船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③行商的官方代理性质决定其在对外贸易中的流通枢纽地位。对外商而言，“行商是中国政府唯一承认的机构，因之通过行商可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由行商出名报关。行商代洋商(指外商)购入蚕丝地毯绸缎夏布与其他许多次的物品。这些商品依照官定章，只是外侨个人的必需品。但是事实因大宗出口而发了大财”。而对中国官方而言，“行商对海关监督(通称户部)负责出入口关税，只有他们才能与海关官员办事，外人免了报关交税的麻烦”。由于行商对外商存在担保责任，因此“东印度公司购买货品时，依照股份，按比例分与行商”。行商的官方贸易特许资格是行商付出一定代价换取的，“商行的地位是由付给北京方面一大笔金钱而获得的”。贸易特许的回报也是丰厚的，“执照虽如此费钱，但领到准许，他们就可长期享受巨大经济利益”。但是贸易特许的政治风险也随之而来。“政府常向他们勒索巨款，迫使捐献，如公共建筑、灾区救济、江河工程等。”④作为进出口贸易中介的行商，必须为外商的交易承担担保责任，这种责任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当货物准备起岸或下船时，‘户部’便派来一名管事一名录事和一名公差；担保该船的行商也派来一名管事，通事也派来一个帐房兼翻译，到场检查货物。无论外国船载的是进口货或出口货，政府总是责令行商负责交纳一切税钞”，所以，“行商必须把向政府交纳税钞看做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如果任何一家行商不能如期交纳税钞，他的洋行房产和一切财产便将由政府没收，售卖现款以资偿付；如果罄其所有仍属不敷，该行商便将被提出监狱，流放到新疆的伊犁，并命令其他行商共同代他交纳”。⑤ 与行商制度配套的粤海关，其关税收入与清朝财政制度的行政方向基本一致，也可证明行商制度的合理性。清朝财政制度的特点是，“通过冬估、户部拨饷、春秋拨、奏销等财政制度的实施，外省正额钱粮的收支全部归由中央户部支配，地方官衙只是作为代理对收支进行保管而已”。⑥粤海关关税的征收与放解符合上述特点，征收和上缴均属正规，符合清朝税收制度成例。“粤海关征收税课，均有户部颁发商人亲填簿册，年终送部察覆。并广东督抚，亦每月造具货包清册，密行咨部覆对。”⑦清朝对海关税执行严格报解制度。粤海关“征收正杂银两，向例一年期满，先将总数奏明，俟查核支销确数，另行恭疏具题，并分款造册，委员解部”。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例，“大关各口共征收银一百四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两一钱二厘，除征足钦定盈余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外，计多收银六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两一钱二厘”。税银具体分拨为，“酌拨湖北省辛巳年兵饷案内拨粤海关税银二十万两”。⑧这与清朝其他主要税收的报解形式相同。另据道光十九年(1839年)，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九钱九分三厘，“实解户部银一百万二千七百九两八分八厘，实解内务府银四十一万两，又另解平余等银六千六百三十两二钱八分五厘，查此项平余等银可遵照户部奏准，历于每年奏销盈余折内按数剔除，入于本案报销，向不归并盈余项下”。⑨可见，户部仍然是海关税的最主要归宿，说明海关税仍然是清朝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2、清朝整顿行商制度的努力 为规避行商“勒索”，英商采取与中国商人合作投资方式，变相改变清政府规定的以货易货贸易方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即上奏朝廷：“夷商航海，前赴内地贸易，向来不过将伊带来之货物售卖，就粤贩买别货，载运回国。而近年交结夷商，多有将所余资本，盈千累万，雇请内地熟谙经营之人，立约承领，出省贩货，冀获重利。即本省开张行店之人，亦有向夷商借领本钱，纳利生理者。”⑩可见，英商借向中国商人投资打进中国内地市场，达到规避行商环节的目的。清政府严格限制行商的贸易行为，禁止行商接受外商投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行商颜时瑛等违例吸收外商投资，因欠巨额债务而“任听夷人加利滚算”。广东巡抚李湖奉旨查办，“所有泰和裕源行两商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夷人收领，期于银两，著联名具保商人潘文岩等合作十年清还，庶各行商人不能私借夷债”，并告诫外商“嗣后不许违禁放债，如有犯者，即追银入官，驱逐出国”。李湖分析债务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向来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商交易，行上惟与投本行之夷人亲密，每有心存诡谲，为夷人卖货，则较别行之价加增，为夷人买货，则较别行之价从减，只图夷人多交货物，以致亏本，遂生借饮子换票之弊”。行商虽为对外贸易代理，其实也是独立贸易主体，赚取商业利润本无可厚非，况且行商承担代理职能本身就存在风险。广东当局为规范行商行为，维护行商制度的正常运转，防止行商为外商操纵，决定“请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货物，令各行商公司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务使交易公平，尽除弊窦，所有行用余利，存贮公所，先定钞饷，再照分年之数，提还夷人”。(11)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更进一步规定外商当年交易完成即还清利钱：“夷人回国时，亦止准于立定年限内，按本起利，如逾限托故不来，即停止利限，尤不得以利作本，违利滚剥。”(12)嘉庆八年(1803年)，清政府重新整顿行商。粤海关监督德庆奏称：“今欲整理关务，须察商情，欲除弊窦，须专责任，惟有于各洋商中，择其自家殷实居心公正者一二人，饬令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货物，务照时价一律公平办理。”(13)总之，仍以维护行商的代理性质为要务。但由于行商经营成绩不佳，到道光九年(1829年)，“止有闭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粤海关监督延隆认为，这是由于“从前开行，止凭二商保结，即准承允。今则必需总散各商，出具联名保结，方准承允，在总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实与否，不能调悉底里，未免意存推委，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事允”所致。在延隆看来，前任德庆的公推总商办法过于拘泥担保所需道德要求。他希望稍加变通，建议：“嗣后如有身价殷实，具呈情愿充商，经臣察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其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税项不致亏短，即请仍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其总散各商联名保结，应请终止，如此略为变通，于国课商情均有裨益。”(14)但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两广总督邓廷桢会同粤海关监督文祥上奏仍称暂行试办办法也有“人心叵测，安知其不于试办一二年内巧作弥缝一求遂其承商骩法之计，迨至限期取法，漏庀已形”之弊，因此“仍请复归联保旧例”。(15)其实，寄希望于商家弃私为公，本来就是水中捞月，而以承包方式变通，又会有竭泽而渔之弊。作为贸易代理的行商，在公私之间自然难以两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