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响起枪声，正欲北上组织内阁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应声倒地。两日后，宋教仁不治身亡。这一事件诱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从7月12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开始，江苏、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国民党人相继起兵讨袁，但不到两个月旋告全面失败。自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来北洋集团与同盟会—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合作，也由此走向尾声。 斗转星移，转眼已过百年。然而一百年前的这场“大决裂”究竟有何历史意义，仍然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话题。国共两党长期将袁世凯视为“窃取”革命果实的“反动势力”头目，在这一视野下，1913年共和政治的“大决裂”，只是北洋集团本性的暴露而已，并不具有很大的转折意义。戴季陶甚至称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是国民党的一大“罪人”。①但近年来，随着“宪政”话语的兴起，对历史的解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其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对1913年的大决裂都负有责任：前者错在下手暗杀宋教仁，后者错在不走司法程序，直接起兵。②因此，一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假设由此浮现：如果没有宋教仁之死，中国的共和宪政在1913年或许就能走上正轨，中国或许就不需要接下来“继续革命”，从政治革命走到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了。在这一视野中，1913年无疑具有强烈的转折意义。 正统的革命史观当然对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嗤之以鼻，认为“历史不能假设”，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有某种必然性。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历史上的人与事重要性(der sinn，significance)的评价，对历史责任的界定，却时刻离不开反事实假设。③用韦伯的眼光去看，宋教仁之死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有多大，总是跟评价者对“宋教仁未遇刺”的可能结果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如果宋教仁活下来会导致民国政局平稳发展，这一事件就具有某种转折性意义；而如果宋教仁安然无恙也改变不了“大决裂”的后果，那么这一事件就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插曲。细察正统革命史叙事，我们可以看到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反事实”，而只是隐去了反事实推理的过程而已。把这个推理过程展现出来，大致如下：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宋教仁去跟北洋集团搞妥协，本来就“很傻很天真”。宋被刺只是北洋政府露出固有的獠牙而已，但这一事件谈不上什么改变历史进程。而“宪政派”假设1912年的建国与立宪已展现了“宪政”的曙光，如1913年宋不死，则有可能出现袁任总统、宋任总理的局面，中国的共和政治可以进入平稳的发展期。由此来看，宋之死当然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我们如何在这两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之间作判断呢?严肃的历史评价中所用的反事实不同于文学作品，不能光凭主观想象和愿望，而是应当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其对历史条件的改变必须遵循“最小偏离”(minimal departure)原则，④因为对变量改变太多，往往会引起系统紊乱，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起严重的“蝴蝶效应”，从而导致无法作严肃的推理；第二，从假设性前提开始推理时，必须适用现实历史的“经验规则”。这种“经验规则”的核心是我们所称为“历史感”的那种东西，需要研究者对各种类型的行动者在不同历史情境之下的行为逻辑及其后果有比较细致的把握。我们总是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归纳这些行为逻辑，然后将之代入假设的情境之中。如果以这种方法论进行推演，在我看来，最可信的结果是，即便宋教仁不死，维持北洋集团与国民党之间的表面合作也绝非易事，需要政治家们具备超常的政治德性和能力。既然超常的政治德性和能力不常有，宋之死亡也就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急剧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 这一结论看似与传统革命史叙述接近，但论证方法并不相同：我并不先入为主地假定袁世凯是“反动势力”，也不假定“革命势力”就事事正确，我只是将他们视为博弈的双方，从他们各自的组织形态、意识形态、军事实力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入手，来讨论最可能的博弈结果。以往的历史著作通常对这些历史条件都有所涉及，但过强的政治站队的考虑，往往干扰了对事实本身的系统性分析。 一、1912年的“大妥协”及其局限性 在1913年，维系北洋集团与国民党之间的表面合作为何是困难的?其根源在于这两大集团在1912年“大妥协”的脆弱性。换而言之，“大妥协”之后所形成的各项初始条件就更倾向于鼓励冲突而非合作。 “妥协”有自身的类型学：有的妥协是在原则与利益两个层面都达成一致，有的只是在原则层面达成一致，有的妥协只是形成了暂时的利益调和，而对根本的原则问题“延迟决断”，只是“用模棱两可的措辞将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悬置起来……从表面上、从语言表述上将本质上互不相容的内容并置起来……为自己保留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解释余地”。⑤但是，原则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是一个政治体系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虽然暂时的“不争论”可能为行动赢得一些时间(其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许多因素)，但这些问题最终还是需要解答。1912年的“大妥协”只是创造了一个暂时的“休战”格局，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