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相關的研究與觀點回顧 中國古人的文字書寫，歷來是“豎寫左行”，即從上到下的字序，從右到左的行序。這一傳統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書籍的格式、編排、形制等，也是一個頗具特色的文化現象。對於這種書寫方式的成因，既往已有不少學者表示過興趣，並有相關的研究。然而各家說法不同，至今尚無完全令人信服的結論。兹就筆者所見，擇其要者，略述如下。 錢存訓較早注意到此問題，認爲：“中國文字的書寫和排列，不論記載在某一種材料上，也不論是何種形式的記録，其順序都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直順着書寫和閱讀，古今皆然，直到最近纔開始改變……原因雖不可確考，但可推測這一特點應和中國文字的構造、書寫材料、應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關。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體、動物、器皿，大多縱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筆書寫的筆順，大多是從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紋理以及狹窄的簡策，只能容單行書寫等等，都是促成這種書寫順序的主因。至於從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爲用左手執簡，右手書寫的習慣，便於將寫好的簡策順序置於右側，由遠而近，因此形成從右到左的習慣。”①錢存訓在此問題上的最大貢獻，是首先指出了“豎寫”主要與使用狹窄的簡策相關、“左行”與左手執簡右手書寫相關，這都是正確的。但他認爲左手執簡右手書寫時“便於將寫好的簡策順序置於右側，由遠而近，因此形成從右到左的習慣”則未安。因爲當左手執簡時，若將寫好的簡置於左側，由近而遠，未必就比他所說的“置於右側，由遠而近”不便，這裏並没有顯示出從右到左排列的必要或優長之處。 勞榦同意錢說，認爲：“存訓先生曾經提到中國文字的排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和右手有關，是十分確切的。如其再找一下書寫和竹簡的關係，就更爲明白……更由左手拿着的簡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執細長之物是與手指垂直的；於是中國字的行款，成爲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勞榦强調書寫與竹簡的關係，指出左手所持的簡是直立的，因而形成了豎行，這一見解是正確的。但他認爲“爲着左手拿簡方便起見，空白的簡是放在左邊的。等到把一根簡寫完，寫過的簡爲着和空白的簡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邊推去，並且排好。在這種情形下排出的行款，總是寫好的第一根簡在最右，以次從右排到左”②，此說則未安。因爲依照情理，空白簡在書寫時可集中堆放(亦可盛於容器或囊袋)，一般無須擺列，其與寫過字的簡又明顯有别，故二者不易相混；且如上所述，寫過字的簡的擺列，也没有將第一根放在最右的必要或優長之處。耿相新也同意錢說，並認爲，“一般日常書寫文字多是先寫後編，故此自上而下書寫也就更加順理成章了”；“這種書寫習慣應與直接受到甲骨卜辭、青銅銘文絶大多數爲直行書寫、自右向左閱讀的啟發有關”，此是“另一個重要誘因”③。其說未安。他可能未注意到書寫時臂、手、書寫材品是否以家具承托的問題(即當時的人們是否在几、案或桌子上書寫)。在有承托的情况下，無論先寫後編還是先編後寫，對下行的字序似無直接影響；而在無承托的情况下，先編後寫反會導致從右到左的排列(說詳後)。此外，因甲骨卜辭和青銅銘文並不早於竹簡、簡册之書寫，故不能成爲後者的“誘因”。 王鳳陽認爲，原始文字的字形、行款的發展和改進，主要受兩個力量的限制和支配：一是書寫的生理習慣，它對各種起源不同的文字的作用是一致的；二是書寫時的物質條件，後者決定了行款的差異性。因中國古人“日常的、普通的、大量的用於書寫的材料”是用竹、木製作的簡，而單簡和漢字的字形皆宜於豎寫，故形成下行的字序。又因古時以單簡記事，累積到了一定數量纔編簡成册，而人多以右手爲主，“可以想像，編簡時也是左手取簡，右手編簡，自右而左(或自上而下)，依次編結的”，即使自上而下編簡，横過來時也是自右而左，故形成自右而左的行序④。王鳳陽說行款的差異性受書寫時物質條件的限制和支配，的是確論。他認爲漢字的字形和狹長的單簡都宜於豎寫，因而形成下行的字序，這也是不錯的。但漢字的字形與下行的字序二者間孰爲因果、是否相互影響，似尚可討論。而他認爲古人記事用單簡，先寫後編，右手編簡，故形成左行的行序，此說則未安。理由是：一，單簡的容字少，古人雖記事簡要，但亦有短、有長，未必只用單簡；二，重要的文獻當複製抄本，而抄本多先編後寫(說詳後)；三，以右手編簡未必會導致行序左行，似反便於右行。 游順釗認爲，“就算竹簡是古代書寫的主要材料，縱行這個謎還是没有解開，因爲在竹簡上也可以横寫……我認爲漢字下行是因爲當時不用托板(如桌子等)所致。没有穩定的托板支持，是没法單靠個人雙手，同時兼顧執筆和拿簡的”；“因爲竹簡是寫好纔連綴的……因此我推論當時寫簡的人是一手拈着竹簡的頂端，另一端則頂着腹部或腹胸之間，一手提筆從簡的頂端向己方寫下去”；至於不用托板的原因，“當然不是技術上的困難而是商代掌文書的爲了壟斷使用文字的特權……故意使書寫技巧神秘化，誇大它的難度”；到戰國時，文字的使用擴散到了較低級的官吏，這些人將竹簡“放到几案那類家具上書寫”，纔使書寫較爲便捷省力了⑤。游順釗認爲漢字“豎寫”是因書於竹簡且不用托板所致，這是正確的；其所論不用托板的原因亦可備一說。但他認爲竹簡爲先寫後連綴、自戰國起在几案類家具上寫，此說則未安。因爲竹簡既有先寫後編的，也有先編後寫的；當時的几案或窄或矮，很難將竹簡或簡册平放在上面書寫。倘若几案夠寬夠高而可供書寫，那就不一定非“豎寫”而不“横寫”了。此外，他没有解釋“左行”的原因。 楊秋生認爲，早期漢字單字“縱向疊加”的構成、使用竹簡、書寫時没有可供依托的家具、卜辭的契刻方式等，都是導致漢字“豎寫”的原因。“左行”則與青銅器銘文的製作有關：陶範“内範爲鏡像字，由於泥土較軟，又要刻成陽字，爲了防止在刻製的過程中損傷銘範，必須採用右行法，即左邊一行刻好，再向右邊挪動另起一行，這樣右手就不易壓壞左邊已刻好的銘文。那麼，鑄成的銘文便是左行的……由於青銅器的神祇性，銘文排列形式也逐漸被人們遵循，成爲日常書寫慣例”；簡册的大量使用則是“左行”另一個原因：從書寫與閱讀看，“整卷(册)竹簡左行利於書寫，也利於翻閱：一般情况下，左手負責展簡，右手主書寫；從閱讀的角度，左行利於左手展簡，右手拉簡，且可執筆圈點或謄寫。右行則諸多不便”⑥。楊秋生所說漢字“豎寫”的原因大致不差，但他對“左行”的解釋則未安。因青銅器銘文多係簡册之文的迻録，故其行款當仿自簡册的行款。此外，籠統地說簡册的大量使用是導致“左行”的原因也嫌不足。因爲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指出的，“大多數人用右手執筆，自右行而左行書寫，容易將右邊已寫好的字迹抹拭”，且“右邊書寫的内容被右手遮擋，不利書寫者邊寫邊參照”⑦。而在閱讀簡册的時候，以左手展簡、右手拉簡還是以右手展簡、左手拉簡，兩者似無明顯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