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95-0705.2013.05.017(0079-07) 张仃先生是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难得一见的“通才”。张仃先生的艺术设计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并且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关于张仃先生的艺术设计活动及其成果，笔者已经在《张仃艺术设计作品研究》拙作中进行了探讨，进而在《张仃艺术设计思想初探》一文中，以时间为纲，初步研究了张仃先生的艺术设计思想。本文拟重点考察张仃先生艺术设计思想的来源。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历史和时代对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的作用与影响 张仃先生的艺术设计活动主要发生在20世纪40-80年代。这段时间受经济环境与政治因素的制约，其设计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政治与文化的印迹。作为与中华民族命运相同、与中国现代史进程同步的设计师，张仃尤其注重设计的社会功用。他时刻将自己的设计活动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密切联系，并主张艺术设计要走“二为”之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的这些观点与新中国的两代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是十分吻合的。 1938年奔赴延安之前，张仃先生是一位自由艺术家，凭借一颗爱国之心，期望用手中的画笔以拯救民族的危亡。到达延安之后，尤其是在受邀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而对设计师的职责，对设计的形式与内容，均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设计的阶级属性，并开始关注设计的主题与内容，同时承担了大量的政治性设计任务，自觉地用设计为政治宣传服务，这与《讲话》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纲领保持了完全的一致；他关注设计的群众基础，努力探索“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将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工农兵文艺审美形态作为自己设计创作中最具典范型的审美特质，积极响应了《讲话》号召的“向工农兵学习”、“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致力于文艺民族形式的探索，其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均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民族审美取向，这与《讲话》提出的探索文艺民族形式的宗旨是相一致的；他开始重视设计理论研究，尽管张仃先生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但发表于《讲话》之前的文章笔者尚未发现，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的一篇公开见报的文章是在座谈会召开一周之后，这显然是受了《讲话》提倡对文艺进行批评的影响；此外，张仃先生的设计批评文章大多并行使用了政治与艺术两条标准，而这两条标准正是《讲话》之中重点强调了的。由此可见，《讲话》从根本上促成了张仃先生由自由艺术工作者到革命艺术设计者的思想转变，并对其随后的艺术探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引导作用。张仃先生本人在《讲话》发表45周年之际的一个报告中，强调《讲话》的内容“一直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正确指导方针”，强调“《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它在过去的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仍然是不可代替的”[1]，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讲话》的思想对其艺术设计的影响与作用。 “文革”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张仃先生的艺术设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影响——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以下简称《祝辞》)对张仃先生的艺术设计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张仃先生认为工艺美术“不仅要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2]，强调艺术设计的教育功能，认为艺术设计“起着直接塑造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作用”[3]，这些观点与《祝辞》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相吻合[4]；张仃重视民族艺术的继承与发扬，也重视对世界各民族艺术的吸纳与借鉴，他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以开放的心态博采众家之长的态度，来对待设计创作，这一举动与《祝辞》提出的“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是相一致的[4]；张仃先生认为人品修养将决定艺术格调的高低，他重视文史哲的学习，强调艺术创作需要“不畏辛劳，不避艰险”[5]，反对从技法上投机取巧，以及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将读书与勤奋作为提高艺术修养的唯一途径，这些观点与《祝辞》提出的“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5]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在20世纪80-90年代，张仃先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艺术批评类文章，这更对应了《祝辞》对文艺展开批评的意愿。另外，张仃先生的这些文章语言朴实，其写作风格与《祝辞》提出的摆事实讲道理、同志式的友好讨论是相一致的。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对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的影响主要是指导性的和引导性的，并且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正如张仃先生在黄宾虹研究第二届年会上所强调的，“《讲话》、《祝辞》以及党的各项文艺政策，都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学术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116 二、鲁迅对张仃艺术设计思想的作用与影响 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文章唤起了张仃先生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家园意识，令其产生了强烈的“艺术为人生”的冲动。他从鲁迅的杂文中受到启发，决定以漫画针砭时政，并发表了《漫画与杂文》一文，在文中3次援引鲁迅的观点，强调漫画与杂文的共通性，指出讽刺批判是漫画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回顾张仃1932-1938年间创作的漫画作品，恰是以“鲁迅式”的犀利、泼辣和尖锐的笔调，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态以及日寇侵华的罪行，这正是他在创作实践上对鲁迅讽刺批判精神的继承与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