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观念不断变革的20世纪初期，书法理论研究却显得相当冷清，整个书坛延续着乾嘉以来的治学风气，偏重于金石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的书法史研究是主流，用新观念、新方法进行思辨性研究的理论探讨难得一见，整体上说，这时的书法理论缺乏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和独立是一个学科得以确立和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贯中西、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开始关心书法，梁启超、蔡元培、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不约而同地从美学的角度，给书法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可以说，现代书法理论的觉醒正是从书法美学开始的。 相比其他艺术而言，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变革总是最滞后的，而它一旦发生变化却更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某些深层问题，因此，书法成为学者们观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是中国书法理论从古典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一种独特范式，相比之前的古典书论，它具有中西比较视野和现代哲学理据，相比与当代书法理论，它兼具古典美学的诗化色彩，属于传统的“宏大叙事”。 一、20世纪审美主义思潮中的书法美学 用西方美学来研究中国的文艺现象是中国文艺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梁漱溟、胡适、鲁迅等都曾从西方美学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艺。“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在感性的、凡俗的“此岸世界”寻找生命的支撑与信仰，艺术取代了宗教，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而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回归内在性、维护一切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诗意化)、艺术代替宗教、对生存持无差异的游戏式态度”，这些本来就被视为“华夏智慧传统”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在传统文化价值和精神信仰结构遭到西方现代性摧毁的同时，却意外地、悖论式地成为一条既能沟通西方现代观念又能契合中国古典精神的道路，这就形成了延续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股“审美主义思潮”①。因此，对于现代中国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审美主义热潮绝不是为了单纯的感性解放和为世俗生活正名，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中国艺术的本体与价值，重新探寻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并阐明其与现代化的关系。20世纪中国美学实际上担负着在民族艺术和审美文化中重建精神信仰的重任，甚至也秉持着反思现代性、为整个人类精神危机寻找救赎的理想。但是，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美学家寥寥，宗白华是其中之一。宗白华在中国文化和艺术遭遇大变革的时代，在中国艺术被迫匆匆忙忙地向现代转型时，力图阐明中国艺术精神的哲学本体和文化根基，论证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和现代性意义，并身体力行，用诗意化的“散步美学”和人生姿态，传承着中国艺术的文化品格、民族精神和价值风范，成为民族灵魂的真正守夜人。 与20世纪后期书法美学的主流——侧重技法、构成的形式美学和关注创作、鉴赏的心理美学——不同，宗白华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和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结构出发去探寻书法的文化特质，他将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四”以来，许多人都质疑书法的艺术地位，而宗白华在30年代就明确指出：“书法为中国特有之高级艺术：以抽象之笔墨表现极具体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而其美有如音乐。”②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中国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③礼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本质，这一本质的最高体现是书法，从这种高度来肯定书法艺术，这在20世纪中国美学家中是独具只眼的。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将宇宙的和谐、生命的律动和心灵的节奏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④ 对艺术的形而上思索在古典书论和画论中并不少见，宗白华指出，到了现代却被“浅薄的理智色彩”剥夺殆尽，这是生命力衰竭的象征。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笼罩一切，艺术研究也逐渐偏重于科学的实证考察，价值判断被事实分析取代，艺术的意义和功能问题被视为是主观的、相对的，难以进入纯学术和科学研究的范围⑤。然而，艺术本体论追问的缺失，恰恰意味着艺术和美学根本无力承担宗教的角色，不可能完成拯救现代人的重任。现代艺术和美学如何把此岸的凡俗性生活和感性世界提升到具有神性的宗教境界？这是现代艺术理论最重要但又往往被不断逃避的问题。同样，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民族艺术的精神特质和形而上根据不能阐明，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信仰、审美趣味和艺术理想。因此，宗白华的艺术本体论追问，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诗意人生寻找根据，也是在为华夏民族的精神信仰和自信心重新夯实地基。 二、“生命之象”与中国艺术的形而上精神 宗白华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来体认中国艺术之美的。宗白华的生命哲学观念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易经》、庄子哲学、宋明理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等。通过中西哲学和中西艺术的比较，宗白华对生命精神获得了独特的理解：“宇宙生命是以一种最强烈的旋动来显示一种最幽深的玄冥；这种最幽深的玄冥处的最强烈的旋动，既不是西方文化中向外扩张的生命冲动，也不是一般理解的中国文化中的消极退让，而是一种向内或向纵深处的拓展；这种生命力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征服，而是表现为对内在意蕴的昭示，表现为造就‘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境界。”⑥这种生命境界是中国艺术的终极追求，中国艺术的价值在于将人最内在的生命情调与外在的无限宇宙打通，有限的生命因具有了与无限的宇宙“同情”的结构和节奏而永恒。因此，根植于艺术家活跃心灵与宇宙律动的“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