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理论难题

作 者:
李辉 

作者简介:
李辉,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李辉,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思想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理论难题,是指基本的、一直在面对、又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理论难题可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科学内容的教育能否培育出价值的目标问题,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内化为个体意识的问题,知识教育如何指导实践行为的问题。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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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3)11-0008-04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诞生、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问题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的同时,也要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在追求学科的体系化、精细化的过程中,也要适应精神成人的要求。可是,科学化和实效性之间总是难以协调。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是其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理论难题,就是作为基本的、一直在面对、又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可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一、科学内容的教育能否培育出价值目标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教育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科学性。然而,作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育德是其主要任务。成人(针对青少年)和成为好人(针对成年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同知识教育不同,知识教育是从知识传递到知识学习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在教育的过程中培养人的思想道德素养,知识仅仅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中介,而不是目标本身。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知识教育如何培养出价值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相信可以通过科学知识的教育培养出人的价值观念。这是其实践合理性的一个前提。支撑这个前提有两个基本的学理依据:一是马克思对理论说服力的认识,二是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确证了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将特殊利益包装为普遍利益,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德国的国家哲学完成了这个包装的过程。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揭开意识形态的遮蔽,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实现精神的解放。“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这里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其一,彻底的理论是揭示事物根本的理论,即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本身具备这一品质。其二,科学的理论能够被人所接受,实现从理论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并没有过多涉及,不过,已经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所证实。其三,理论掌握群众之后,就可以成为物质力量,外化为人的行为,作用于客观世界。这样,马克思从“理论——群众——改变世界”的互动关系中论证了科学理论的实践价值和转换可能。

       “灌输”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被空想社会主义者德撒米提出以后,经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考茨基的探索,最后被列宁完善,形成了灌输思想。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不能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由有产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科学研究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提出灌输理论的社会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有迷恋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倾向;其根本是回答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通过理论的自觉培育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在武装头脑的过程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列宁提出了灌输理论的必要性和实现方式,提出灌输的“主体——条件——内容——客体”等几个要素及其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说服力的结论奠定的是科学理论的内在品质的话,那么,灌输理论则进一步回答了科学理论转化为人的观念系统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前者是从理论的彻底性出发,后者是从工人阶级的自我需要出发。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灌输的必要性,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这个前提下的。

       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以知识为载体的科学教育是否能够形成受教育者的价值判断?如果能够形成价值判断的话,形成的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依然是有待细化和深化的基础性难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层回答,仅仅局限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语境是有难度的。

       休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明确分析。他把认识分为两种类型,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关于是与非的判断是事实判断,关于善与恶的判断是价值判断。他认为从事实判断得出价值结论是个难题,这就是所谓的休谟难题。这个质疑挑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从科学认识形成价值判断的认识论基础。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化到学科化的演进过程,其中并没有回避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相反把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那么,基于唯物辩证法的这个结论所面对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休谟难题是以怎样的视角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缘起于思想工作,是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教育需要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其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完成思想解放工作;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又通过建构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思想政治工作在两个阶段都承担着宣传和教育的职责。否认这一点,也就否认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逻辑。不过,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和学科化的进程中,将政治思想以知识的形态表达出来,以适应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要,摆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基本上是将政治思想向知识形态的转变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如何将教育过程科学化,另一方面是将反映价值的内容用科学的内容体现出来。2006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起来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二级学科建设,比较其他的二级学科,其科学性又成为学科中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进程中,休谟难题开始进入发展分析的视野。思想政治教育有了科学的内容和科学思维,那么是不是学理性的知识教育就能够培育出期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代表性观点是思想政治教育是科学教育还是价值教育的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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