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农超对接”供应链强调超市与农户结成稳定的契约型合作伙伴关系，希望超市能够绕过中间批发商，向农户直接采购生鲜农产品。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农超对接”供应链在发展中国家能否高效运作，以及影响“农超对接”供应链运作效率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尚存在一定争议。国外学者Dolan、Humphrey[1]和Trail[2]认为，超市在面对小农时具有绝对的谈判优势，因此，“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小农的利益受到损失。而Henson等[3]、Minten等[4]在研究了许多成功案例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农能够成为超市稳定的供应源，并在供应链中获得应得的收益。周洁红和金少胜[5]回顾了我国生鲜农产品经营业态的演进过程及趋势，并对农贸市场超市化改造前后生鲜农产品流通组织方式变化进行了比较，指出超市的出现将对我国当前的农产品流通、农产品生产规模、农民的素质和就业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黄宗智[6]则认为，小农户必须付出高昂代价，而大中间商和大企业公司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是当前我国农户和商业资本在流通关系中所呈现的基本“规律”或“逻辑”。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司长常晓春[7]也指出，分散生产、组织化水平低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健康发展。 从理论上看，“农超对接”供应链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生鲜农产品流通模式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仅有15％的生鲜农产品通过超市销售，这说明有诸多因素阻碍了“农超对接”供应链的高效运作。为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农超对接”供应链中的显性契约关系和隐性契约关系入手，尝试运用DEMATEL方法，重点探讨影响“农超对接”供应链运作效率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我国“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服务。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学者对“农超对接”供应链展开了许多先驱性的探索，本文根据研究现状并结合中国国情，综合归纳了影响“农超对接”供应链运作效率的8个主要因素(表1)，并将其归结为农户特征、显性契约和隐性约三类(如图1所示)。针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做出如下研究假设： (1)农户特征。周曙东和戴迎春[8]对影响江苏北部生猪养殖户销售渠道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表明农户的年龄、养殖规模会影响其参与合同生产的意愿；而合同生产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唐步龙和周应恒[9]通过分析影响江苏省杨树栽植农户纵向协作形式选择的因素，得出了家庭特征影响农户销售渠道选择的结论。据此我们可以假设： H1：农户的年龄(C[,1])、学历(C[,2])、生产规模(C[,3])会对选择“农超对接”供应链运作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运作效率。 (2)农业生产组织方式。Hu等[10]认为农户合作组织具有帮助农户形成自己的品牌、提高议价能力等作用。隋姝妍[11]对我国“农超对接”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加快合作社的发展，推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化，树立和创建品牌能够提高对接的程度和效率，同时“农超对接”也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据此我们可以假设： H2：农业生产组织方式(C[,4])(例如是否成立专业合作社等)会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产生影响。 (3)定价方式。Poole等[12]通过考察西班牙水果种植农场营销渠道选择行为，得出农户面临的定价方式和不确定性对营销渠道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周曙东和戴迎春[8]对江苏省生猪养殖户的研究也认为价格对农户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营销渠道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供应链的运作效率。据此我们可以假设： H3：定价方式(C[,5])会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产生影响。 (4)交易成本。本文中所指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成本、协商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三部分构成。王桂霞等[13]对吉林省和河北省肉牛养殖户的纵向协作形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说明交易成本是影响销售渠道选择的主要因素。唐步龙和周应恒[9]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据此我们可以假设： H4：交易成本(C[,6])会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产生影响。 (5)资金结算方式。张浩、安玉发[14]对四种典型协议流通模式的共性研究结果表明，资金结算方式与规则的改变有助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升流通效率。Boselie等[15]发现，虽然在实际运行的供应链中，超市一般不会向农户提供直接的现金贷款，但是超市可以在种子、农药、化肥等方面分担农户的前期投入，农户在产品出售后给予偿还，以此来分担农户的生产风险。据此我们可以假设： H5：资金结算方式(C[,7])会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产生影响。 (6)政府政策扶持。鄢章华等[16]通过对供应链信任传递机制的研究认为，为保证供应链信任的发展进而实现供应链能力的提升，政府部门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熊会兵、肖文韬[17]认为要有效实施“农超对接”必须发挥超市、合作社和政府三方面的作用，其中政府应承担指导和服务职能。据此我们可以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