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社会来说，20世纪既是一个危机四伏、矛盾冲突不断的世纪，又是一个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世纪；既是一个西方青年主流文化日趋衰退的世纪，又是一个西方青年文化成长发育的世纪。每一次社会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西方青年文化的发展和转型。从现代社会危机与西方青年文化的关系角度，透视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论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青年文化演变的脉络。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与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 20世纪初，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出于扩大市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急于发动战争，给本应是朝气蓬勃的世纪初蒙上了战争的阴影。这一时期，作为社会主要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潜在主体，青年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G·S·霍尔的《青年期》问世，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研究的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本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两次严重的社会危机。1914年，持续了三年多时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这场战争的影响，西方青年的主要文化取向表现有三：一是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二是狂热的政治思想主义的勃发；三是物质享乐主义开始盛行。 首先，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战争洗礼，西方青年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西欧各国的士兵起义，标志着青年士兵从战争中清醒过来，在自我反省中走上用暴力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道路。英国青年和工人在战后发动的“不许干涉俄国”运动，表现了部分西方青年对国际事务的关心和可贵的政治热情。在战争灾难面前，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拯救者，表明西方青年开始走上独立之路。 其次，战争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西方青年的政治理想主义迅速高涨，加上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意、德、日三个国家相继以不同方式被推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在意大利，青年并不满足于战胜国的地位，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下层社会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使青年产生了自己是救世主的幻觉。意大利青年这种狂热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所利用。1922年10月，5万青年组成的“黑补”军团进军罗马，导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法西斯国家。在战败国德国，青年的政治理想主义也是为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伪装的社会主义所迷惑。青年的政治热情成为培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并最终帮助希特勒走上政治权力顶峰。在日本，在青年军人的步步紧逼下，于1936年通过“二·二六政变，也将国家推上了彻底的军国主义的轨道。这三个国家本来就有深厚的封建专制基础和家族制传统，“一战”激发了青年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导致青年对现状的更大不满，法西斯主义被狂热的青年视为救命的稻草，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登台亮相的历史契机。因此，青年文化在其中所起的助长作用不容忽视。在美、英、法等国，部分青年也受到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浸染，建立了法西斯组织，如在美国以林登伯格为代表的美国法西斯势力十分活跃，赢得了上百万青年的支持。然而，更多的青年则赞成对社会进行改良，积极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措施，反对用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方式取代民主主义。由于“新政”得到大多数青年的支持，社会基础广泛，措施得力，从而阻止了法西斯势力的上台，使美国避免了法西斯政治的灾难。英法两国经历了大体相似的道路。 最后，在美、英、法等以个人主义为主要文化特质的国家，“一战”使青年饱尝了政府的欺骗，他们讨厌政治高调，痛恨战争，但又感到对现实无可奈何，形成冷漠的政治态度。从而引导青年选择了及时行乐的物质享乐主义，以逃避现实政治。一方面，20年代后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富足，和平的环境，使他们能安稳地坐下来享受产业革命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主导下，他们偏向于自我的需要和实现，并选重物质满足的幸福观念，使早期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基本精神之一的勤劳节俭观念受到挑战。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割断了优裕物质生活的供养脐带，大批企业破产，失业青年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从物质享乐中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取向受到抑制。对社会动荡和物品匮乏的体验，强化了青年社会救世主的幻想，政治化倾向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各国的选择不同，很快形成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相当多的西方青年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选择了颓废主义的人生取向。他们关注自身的职业和个人前途，政治热情不高。他们不满现实，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为了生计，他们四处奔波，但却找不到工作，只好四处游荡，无所事事，走上颓废的生活道路，这部分青年在当时的西方各国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美国，30年代的青年成为“失掉的一代”，代表了社会动荡时期西方青年文化取向的另一个层面。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毁灭人性的侵略战争。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在新技术革命的促动下，从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为期20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推动着西方国家进入高度工业化社会，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高度工业化影响，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有三个突出的方面。 一是享乐主义的物质取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享乐主义的物质基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点为西方青年的物质幸福提供了文化价值基础；战后的和平环境和青年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的心理预期，提供了享乐主义的安全和心理保障；厌战、反战和政治热情的宕落，促使西方青年越发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这四个因素驱动着西方青年向物质享乐主义转向，如对高档的住房、漂亮的小汽车、高薪的职业等舒适的物质生活孜孜以求，甚至沉靡于吸毒、性放纵，表现了这一时期西方青年的个人第一、享受第一、物质第一的价值取向。 二是以学生“造反”运动所代表的政治理想主义取向。西方青年的政治热情在“二战”结束初期的反省中冷却下来，厌战、反战的情绪占据了上风。60年代是西方社会学生“造反”运动汹涌澎湃的年代。学生运动奏响了西方青年独自起来推翻和改造社会的最强音，标志着西方青年文化向政治行动主义转型。这场运动首先从美国的大学发端，其导火线是青年对越南战争的厌倦和不满。从1964年到1968年的五年时间中，全美所有大学的数百万名学生都参与了罢课。在初始阶段，学生要求政府作出结束对越战争的允诺，但政府的立场强硬，招致学生的更大不满，行动不断升级，暴力行动时有发生。在这期间，学生运动的目的也由改良社会变成了推翻政府，并提出“要争取革命化的美国”等政治口号。美国的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以此为契机，西欧和日本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其中以法国的“五月风暴”最为引人注目。在运动中，上千万法国工人（几乎等于法国所有劳动力）为学生运动举行了同情罢工，致使法国政府机构陷入长达一个月的瘫痪。作为结果，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放弃连任总统的竞选；在法国，学生运动迫使政府作出让步和戴高乐一年后的下台。值得指出的是，学生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因而随着政治热情的降温，很快消散于享乐主义的颓废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