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10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辽宁等10省（市）范围就“中国青年发展状况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城市青年6300多名，农村青年3600多名。本文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对城市青年的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特点做一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青年政治心态与社会参与的基本特点 1、1994年中国青年的政治心态与社会心态与社会参与在总体上呈健康、协调的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 ①改革承受力增强，对改革持积极支持态度，对改革的前景预期也比较乐观 1994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青年对于改革的心理承受力较强，面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没有产生抱怨、不满和失望，而是仍然对改革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热情（当然，相对于改革初期和1992年而言，这种热情无疑是大大下降了）和较为乐观的前景预期。绝大多数青年(82.83%)表示“青年应积极投身改革”这一说法与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40.28%)和“基本符合”(42.55%)，而明确表示“很不符合”(1.09%)和“不太符合”(4.16%)的比例之和才占5.25%；相当多的青年(67.27%)认为改革前景“大有希望”(24.03%)和“比较乐观”(43.24%)，而明确表示“不太乐观”(6.24%)和“很不乐观”(1.26%)的只占7.5%。此外，还有25.23%的青年表示“说不清”。 ②渴求社会与政治稳定，对动乱十分反感 94’青年在政治心态上的特点之二是渴求社会与政治的稳定。这一特点在青年所做的最不喜欢的国家选择中有所反映。在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中，越南、南非、伊拉克、俄罗斯分别位居第二至第五位。而上述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恰恰就是社会与政局的不稳。青年政治心态上的这种特点在另一有关的回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您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选两项）在青年对该题的回答中，选择“社会安定”的占42.3%，位居第二，比位居第一项（“经济实力强”）选择的百分比(51%)仅低8.7个百分点。 ③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张扬，民族自豪感有所上升 如前所述，在回答您最喜爱哪个国家时，相当多的城市青年(42.2%)选择了中国，排名第一，相当于排名第二的新加坡(12.1%)的三倍多。高达41.11%的城市青年对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23.8%感到有点自豪，感到有点自卑或很自卑的加起来不过8.03%。这些结果表明：爱国主义感情在青年中占居主导地位，青年的民族自豪感有所上升。 ④对西方国家的向往与盲目崇拜倾向得到扭转，开始对西方霸权产生了抗拒心理。 94’年调查显示，在青年崇拜的政治领袖人物排名表上，西方政治领导人中排名最高的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排名第六，得票率仅为1.9%。而纳尔逊·曼德拉则排名第四，得票率是克林顿总统的两倍多(4.5%)。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因为中国青年对克林顿总统的比例如此之低，甚至低到远不如纳尔逊·曼德拉的程度，并不是因为中国青年对克林顿总统的不知晓。事实上，中国青年对克林顿总统的知晓率(90.45%)相当的高，并远远高于青年对纳尔逊·曼德拉的知晓率(72.59%)。 在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排名表上，美国位居第一（31.3%，1923人），日本位居第二。在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排名表上，还是美国位居第一（56.3%，3499人），日本第二。这反映出94’中国青年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的的确确地是发生了变化。 不仅如此，中国青年还对西方霸权产生了明显的抗拒心理。如前所述，在青年最崇拜的政治领袖人物排名表上，中国青年对于敢于反抗西方霸权的政治领导人的评价远远高于1988年（特别是在得票率方面竟翻了10倍）。纳尔逊·曼德拉排名第四（得票率为4.5%），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已故领袖金日成排名第九（得票率1.3%），伊拉克领导人萨拉姆·侯赛因排名第十一（得票1.2%）。 ⑤政治评价取向趋于务实，政治态度“冷静”而不“冷漠” 94’青年在评价政治事实与政治现象时，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物质与功利方面因素，如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在回答“您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选两项）”一题时，青年中选择“经济实力强”（占51%，位居第一）和“人民生活水平高”（占36%，位居第三）这两项的比例高达87%，而选择“有普遍的共同信仰”的仅占1.8%。 青年政治态度的“冷静”具体表现为：青年中对电视报刊中有关政治领袖人物的知晓率平均高达85.15%。 ⑥经济参与过程中的“躁动”心态明显减弱，社会参与日趋势协调、健康 与1993年和1992年相比，“炒股热”、“跳槽热”、“下海热”等明显降温。一部分已经“下海”的青年开始“上岸”，一部分已经“跳槽”或曾想过“跳槽”的青年开始静下来“积累能量”（进修、深造）。与此同时，在团中央“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引导下，相当多的青年(60.49%)参加了“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精神文明参与与经济参与之间的严重不协调状况得到了基本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