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欧洲”，随着铁幕的瓦解，似乎我们都沐浴在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氛围之中。在英国的电视里，我们能象看到葡萄牙的新闻一样看到立陶宛的新闻。在欧洲的任意一个乡村、小镇或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塑料椅子，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的墙上，也都能看到胡乱涂写的“他妈的”。在这种超越地域和语言界限的新文化模式的传播中，青年文化和消费总是处于最重要、最超前的位置，因为它是不太受语言障碍影响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和亚文化模式一样，不仅会遍布全国，而且能够很快超越国界传播开来。MTV的广泛存在可以证明这一点。卫星电视不停地播放着流行的录象，电视节目可以从斯德哥尔摩调到索菲亚，也能够由里斯本调到利维夫。因此，脱离历史和实际的人造非真实图像就蔓延开来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各种文化的相异之处正在消失之中？或者说，它是否意味着另外层次上的文化正在被这种传播于全球的大众文化所湮没？许多受超现代社会派影响的分析文章正集中注意力去消灭那些由广告或大众通讯所产生的信息。它们认为，这些信息过于泛滥了，每个人都已经接近了它们，然而不同阅读材料仍旧是不同，而且不仅仅是系统化的结构上的差异。它们会忽略在不同群体中的青年之间存在的真正的物质文明的不平等和文化性消费的不同程度。在本论文中，我们坚持认为，在欧洲的不同部分和不同地区，青年文化性消费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青年文化可以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逆反，也可以是能够产生独立于主流文化外的替代品的一种方式（它产生的替代品是以同辈群体而不是某种正式结构为基础的）。进一步说，我们坚持认为，尽管通讯技术和围绕变化了的教育及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对青年的重建，已经导致了文化性消费模式的变化以及表达方式的多次变化，但这种变化仍然是社会性的，并且被系统地结构化了。 青年文化与共产主义：时代的划定 共产主义下的青年文化与亚文化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偶像，但这一偶像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欧洲实行共产主义的那一半，那些积累优于消费的地区在1970年以前是不允许商业性文化发展的。长期商品匮乏下形成的无效率的分配系统决定了人们对文化选择余地的狭小甚至根本不存在，而且大众传媒也被国家控制着，比如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影及一些娱乐场所等。不过，虽然有了这么多的限制，大众文化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行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青年文化从50年代便开始形成了，并随着青年闲暇的增多而更快地发展起来。它促进了以一定地域的青年为中心的城市化消费，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对录音机和收音机等消费品的熟悉程度。60、70年代，在14至28岁的人们之间青年文化广泛地传播开来；到了80年代，青年文化已成为青年人行为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接触之初曾对它心怀憎恶。 从6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社会学家们所说的“生活方式变革运动”。在1962年到1974年间，“文化性使用”的物品，如录音机、电视机、收音机等的数量猛增，而消费者多数是青年人。由此看来，尽管在资历决定收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青年人的收入是各阶层中最低的，然而他们拥有的录音机等传播工具的数量却是最大的。对于青年人来说，结婚之初先买录音机而后才买炊具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在俄罗斯，有发明天赋的年青人发明了制作音乐磁带的方式，他们更新自己的音乐器材和音响，甚至还自己制造计算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其个人拥有的房间里完成的。然而，与西方青年相比，他们的个人自理水平仍是非常低的。由于住房紧张的缘故，大部分青年人直到30余岁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即使是结婚以后仍是如此。而且，他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还受到官方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控制。因此，任何青年文化都打上了被限制的烙印。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理。到1974年，大众传媒已在青年人的闲暇时间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男青年最主要的娱乐是听收音机，其次是看电视，而女孩子则主要是阅读杂志。不过，阅读也只能是业余的，而且大部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女青年身上。她们每天花半个到一个小时去进行阅读，高兴时也可能会花费更多时间。这与西方国家的不广泛阅读有点不一样，但它也从侧面说明，西方国家青年拥有其它娱乐方式他们却不拥有。 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音乐特别受青年们的欢迎。音乐是一种国际性的时尚，虽然青年人对它的接触受到限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广播中西方音乐的内容约占5%，而且有些青年还在可能的情况下收听外国广播）。从麦吉纳尔特于1974年在爱沙尼亚作的调查中可以发现，1984年有40%的青年人每天都收听西方音乐；甚至早在1974年，就有96%的19岁以下的青少年听过流行音乐，在19至29岁之间的青年也达到了77%。看来，年龄比社会地位更能影响一个人的音乐情趣。更年青一些的团体也可以去迪斯科舞厅（但要受到数量上的限制），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亚文化。 电影在青年文化传播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看电影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有时也能看到西方电影，但绝大部分是反映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影片。这种片子用说教的方式表现社会问题，通常以喜剧形式结尾。制作这种影片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娱乐，倒不如说是为了教育。（在保加利亚曾因此产生了这样的幽默：——电影好看吗——不好，它是苏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