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当我们开始策划这次调查时，我们想得很简单。鸦片战争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了，中日甲午战争过去一百年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快五十年了。人们在忙忙碌碌地生活，而中国的一些基本问题似乎仍未解决。一位中国作家忧虑而激奋地写道：“不改本性的西方学界幻想中国变成一堆无能而献媚于他们的小国”。他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一些外国学者已经提出了具体计划，考虑把中国分成十五块还是二十块；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已经有创见地发现，“统一比分裂好”仅仅是一个“常识的谬误”。对于这一切，对于历史，对于现状，对于未来，中国未来的主人——中国的青年们到底怎么看？毕竟，未来是由他们决定的；毕竟，他们的生活取决于中国的未来。但也许，这一切对于他们都是遥远的：历史上的战争，他们只从影视作品中看到过，也许还是作为一种消遣收看的。未来，又有谁知道呢？即使是现在，据说他们已是相当“个性化”的一群，关注自己的发展超过一切，对于“中国与世界”这样的问题已不感兴趣。 情况真的就是这样吗？我们不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对我们的青年搞一次调查，看看那次战争对于他们还意味着什么，看看中国对于他们还意味着什么，看看他们究竟怎么看今天的世界。以此作为我们对于那场使中国伤亡了3500万人的大战的纪念。 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促成我们的问卷于5月30日公开见报了。随之而来的四面八方的反应使我们这时才意识到，有意无意间我们已做出了中国新闻界此前还没有记录的事情：第一次通过报纸公开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第一次调查了中国公民对国际问题（主要是政治历史问题）的看法。 见报当天，本报社调中心的电话铃声前所未有地响个不停，人们多是询问可不可以复印、复制我们的问卷；询问我们对年龄有什么限制，不是青年了还可不可以参加答卷；北京地区的读者询问到中国青年报的路怎么走…… 第二天，5月31日，200多封信到了。 第三天，6月1日，一下子涌来2000多封信。 再往后，每天加上三个小时的班，都已弄不清当天究竟到了多少封信。负责回收统计的同事只能记个大概数，比如“两麻袋”、“四麻袋”、“八麻袋”。 按省分拣、拆封、打号、编码，随着回寄量“加速度”的增长，报社越来越多的同事志愿加入了，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的应届毕业生们每天穿城而过来报社帮助工作。 问卷刊发后的第七天，全国除港、澳、台外，各省级行政区都有读者寄来了他们的回答。到6月20日，我们的统计数字已由五位数跃升到了六位，超过了10万份！在那之后的一个多星期，社调中心的邮件仍是全报社最多的！ 开始我们还为这种出乎意料的反响雀跃，越往后一天比一天心情沉重：十几万热心的青年，把他们的答卷交来了，我们的答卷怎么写？有那么多的青年在来信中希望我们“一定如实地统计出结果，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青年的看法”。 7月14日，调查结果以数据版的形式见报了。在很短的时间里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世界几大通讯社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等报社即对此做出了反应，将中国青年对“二战”等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予以了迅速的转发、转载。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驻华机构也开始不断将电话打到报社，希望能“交流”一下信息和看法。 一位国内的朋友看了我们的统计数据后，第一句话问：“你们的数字是真的吗？”我们说：“是真实的。”这位朋友的第二句话是：“这么说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感觉。在我们陆续发表的分析报告里，我们力图保持客观和冷静，这是社会调查的“职业规范”。但在今天的这篇文章里，在我们即将结束这一调查及系列报道的时候，我们想写下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和那十几万名曾向我们敞开心扉的读者交流。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青年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中国贯串绝大部分世界历史，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是把西方文化的特色同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物以及作为欧洲文明的现代中心的法国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2000多年来，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具有高度文化修养，极其多样化并富有经验；具有控制、协调和处理人口众多的大国的能力；有效地使用应用技术去提高生产和维持比19世纪欧洲国家大许多倍的人口生计的组织才能。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胜过其他地方。 “在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许多特征方面，中国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主要以功绩为基础的官僚机构，直到19世纪这还是一个有效能的样板。它可能在效能方面仍旧是一个样板，以相当少的训练有素的个人来处理大量的问题。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人已表明他们具有理财、安排劳力和为创建公共事业而进行必要的资源计划的能力，并已达到直到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尚未达到的水平。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拥有一个至少是理想的‘开科取士’制度，在这里主要依靠教育和功名来取得晋升。尽管2000年来这个制度一再地被大肆诋毁，但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超过它的东西存在。不论‘高度文明’一词意味着什么，中国早已创造了它，至少比今天我们所谓的欧洲人和西方人要早。的确，未来世界的学者会认为，欧洲在16世纪或17世纪以前也许之后的一段时间，只有种族优越感和对难学费解的语言的厌恶学习能够说明这样的感觉，欧洲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是相等的，说不上哪个更优胜。中国已经表明，在学习和吸收他人乃至征服者方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就一个非现代社会来说，中国的文化程度极高，工商业和市场也很发达。最后，在约翰·杜威实用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西方现代化批判的基本原理的许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的话，已在2000年前为中国所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