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周围的世界，我们便会发现，十余年来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语言。一些世代奉为圣律的如今被否定了，一些早已弃之不用的如今又复活了，一些赞美辞变成了嘲讽用语，一些臭烘烘的称谓化成了香饽饽，还有，一些向来视作语言乖谬的说法也大量涌现并流传开来：这变化简直是天回地转，令人吃惊。 语言变化的标新立异者是社会最活跃的群体—青年。他们始作俑者，毫无顾忌地取舍，随心所欲地创新，制造出一个个语言现象。 ●现象之一：高扬轻松幽默的旗帜 我们以往的生活里有了太多的政治，我们过去的语言便也有了太多的严肃与沉重。谨之慎之地人云亦云，力求中规中矩，是人们使用语言的不贰法则。随着以“文化大革命”的了结为标志的那个时代的结束，青年率先唱起轻松幽默的调子。他们以调侃为手段，调侃自己，也调侃他人，调侃过去，也调侃现在，甚至将十分郑重的政治性语言也纳入调侃之中。“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金钱可是万万不能。”哂笑中，将万古不变的教义否定得干干净净，可算是最典型的一句。其它，如用“满脸旧社会”嘲笑愁苦像，用“阶级斗争”讽刺过分的不必要的严肃，用“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阶级弟兄”挖苦瞎操心，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连那句几乎决定了我们国家命运的“你办事，我放心”，也被当成了生活中的一句寻常笑谈。在诸多幽默调侃之中，冒犯禁忌地使用政治性语言是最重要的一种，此禁一经突破，其它类型的幽默调侃便发展得更加色彩纷呈了。并且，它还促成了语言风格的变化：严肃沉重一变而为活泼轻松了。 ●现象之二：南风北渐趋势的形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在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港、台及南方方言（主要是闽方言和粤方言）被大量接受，汉语言大有南风北渐之势。这不仅表现在将“丈夫”改称“老公”、将“家具”改叫“家私”、将“很可爱”说成“好可爱”等词语的变化上，更多的是表现在语音、语调和语气的变化上。歌星演员们差不多都是咬着舌头说“谢谢”且不论，生活中的年轻人也有不少的说话带些港、台味为时髦，甚至电台、电视的节目主持人，也在自己的语言中加入了这种佐料，不说纯正的普通话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现实社会里，有一个法则已悄悄地出现：哪里经济发展哪里就是旗帜，就是学习的榜样。港、台及南方地区发达的经济令人仰慕，于是，连他们的语言也倍受宠爱了。这虽然有些“爱屋及乌”的味道，但算得顺理成章。然而，联系港、台及南方人都在努力学习国语—普通话的事实，又不能不使人生出钱钟书先生那样的“围城”之叹。 ●现象之三：奇怪的回归与认同 “先生”、“太太”、“夫人”、“小姐”这些称谓又盛行起来，就连旧社会的行帮用语“大腕儿”也重新使用并变成了对人的美称。这是一种语言的回归现象。奇怪的是，这些解放后久已不用的称呼，如今最早使用和最多使用的不是那些有过解放前生活经历的老年人，而是一些生活在新社会、长在新社会的青年人。这种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呢？是猎奇？是怀旧？抑或是这些称呼原本就文明高雅，不必停止使用？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青年人对这些本就陌生，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少了爱憎恩怨的情感纠葛，有了不必顾忌的超脱，接受起来也就格外轻松坦然了。这大约也算得“距离产生美”吧。 ●现象之四：匆匆忙忙吸收外来语 我国近代大量吸收外来语的热潮有两次：一次是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次是近些年。如今，大小城市的街街巷巷，“发屋”、“卡拉OK”的字样满目皆是，“香格里拉”、“梅地亚”、“喜来登”、“马克西姆”等更成了高档次高知名度的标志。两次的相同之处是，都是在学习外国先进思想、先进技术的同时，随之也引进了语言；不同之处是，前一次多一些思想与文化色彩，而后一次则多一些商业色彩，多是用这些新鲜醒目的洋词来招徕顾客。有人曾撰文批评此种现象是崇洋心理在作怪，其实有些不确。人们大多是把它当成了一种经营手段，这只要看一看随便一种什么商品或商店酒吧都命名为“伊丽莎白”便可明白。 ●现象之五：创造新词语和新语法 从早期的“套磁”，到近年的“搓一顿”、“挨宰”、“走穴”、“见亮儿”、“太黑了”等词语，都是多类词书中找不到的；而“投入地爱一次”、“黄山很风景”等说法，则是语法教科书所不允许的。然而，有人胆大妄为地首先使用了，人们也渐渐听懂了，由不习惯到习惯，慢慢接受了。这也是事实。 青年语言现象的出现反映出青年文化的发展。语言这一载体所反映出来的青年人思想欲念的新鲜与独特；以及它自身的新鲜与独特，暗示出青年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明显区别与距离，这说明80年代兴起的青年文化已经日渐成熟了。青年语言现象中表现出的生活化、平民化、世俗化和非政治化倾向，又使它具备了易于为世人接受的优势。故而，这些大多源于北京的语言现象一经出现，便会迅即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中城市发展起来，各地在溶入自己语言的地域特色以后，又辐射衍播到社会各阶层，形成颇有影响的社会语言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