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室、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香港青年协会和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于1994年10月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了一次以“国家与民族”为主题的青年公民意识调查。青年对于民族状况、爱国情操、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前景这几个特别方面所持的心态，是此次调查的着重点。调查以问卷访问方式实施，对象为15-29岁的青年，三地的有效样本分别是：北京493个、广州493个、香港525个。 对民族状况的感受 在三个地区，比数最多（北京64.1%，广州52.7%、香港47.1%）的人认为中国最令他们产生自豪感的东西是“文化传统”。 表现民族自豪感的人数和强烈程度，大陆青年尤为突出，这揭示了社会背景差异对青年民族身份意识的影响。 三地比数最多的人都认为“勤奋”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最大优点。 对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北京和广州青年中比数最多的人认为是“盲从附和”，而选择“自私自利”这一回答的人数在香港最多。 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所持的态度反映着作为成员的个体对其所属民族的情感指向，而众多个体的这种态度则可综合显示一个民族的内聚力状况。调查表明，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的青年人，在三地都达到较高程度。这显示出今天的大多数青年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持积极的肯定性态度。而这种态度的表明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使人们有了更多机会了解世界其他民族、并对本民族进行全面反思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同时也可以看到，表现民族自豪感的人数和强烈程度，大陆青年尤为突出，这揭示了社会背景差异对青年民族身份意识的影响。 民族自豪感不是抽象的，它总是有其历史的或现实的源泉。在三个地区，比数最多（北京64.1%，广州52.7%，香港47.1%）的人认为中国最令他们产生自豪感的东西是“文化传统”。青年认识中的这种较高的一致性至少能够说明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不仅是保障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精神动脉，而且也成为维系世界各地炎黄子孙的心理纽带，青年以其为支持和强化自我的民族自豪感的基石，则表现了对于这一民族之“根”的高度认同感。 在青年对民族性格特质的评价中，显现出某种关于民族性格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印象，但是，他们的思考中也带有鲜明的现实生活取向和地域文化特征。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在9个可选择性答案中，三地比数最多的人都认为“勤奋”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最大优点。导致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它投射出的是青年对于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而始终自强不息的历史业绩所作的最根本的性格特征基因。在关于民族性格的优点问题上，人数居第二位的被选特质表现出某种与地域文化有关的差异：北京和广州青年的选择都是“有智慧”，香港青年的选择是“重视家庭”。 对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北京和广州青年中比数最多的人认为是“盲从附和”，而选择“自私自利”这一回答的人数在香港最多。可见，大陆青年的思考更多地是基于人们的主体意识、自律性和个性方面。香港青年的视线主要集中在激烈社会竞争中的排他性方面。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角度特殊的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描述。然而，在北京和广州，人数居次位的是反对“自私自利”，这多少反映了竞争机制引入社会生活后人们对现实人际关系状况的一些感受，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结构全面转型的时期，新的社会结构及其所需的新的各种体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等尚在形成当中，一时还难以完全接替旧的方面，因而，社会生活中某些失范状况的出现不免使一些人的私欲开始膨胀。这一切都已为青年敏锐地意识到。 对当今我们民族地位的估价，则表现了三地青年的深切民族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对于“中国人现时在世界上通常受到尊重还是被人欺负”，大陆青年由于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中，亲眼目睹这个古老民族如今正加速发展的步伐、向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因此，他们的肯定性感受的成分自然较多。但是，他们的回答中也正视了我们民族现实存在的差距。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发展，然而与一些发达的民族相比，我们在不少方面还很落后，综合国力还不强大。但是，可以看到，这种对民族状况的认识并没有影响青年的民族身份意识，换言之，我们的民族今天还存在各种差距的客观现实并未有碍于青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不仅如此，在青年身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往往是爱国情操的最丰富的来源。 对爱国情操的意向 香港青年显示了一定的“爱国”和“关心国家前途”的愿望；北京和广州青年在表达这两种愿望时的倾向程度更强烈得多。 在发展个人事业时，自己更倾向于为国家利益着想，广州和北京青年的这种态势更为突出。 在面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抉择时，注重国家利益仍是青年中的主流倾向，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普遍现象。 爱国情操是人们的民族情感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怎样历尽世事沧桑都会始终如一地推崇的民族魂灵。 调查结果显示，不论在态度上还是行为上，三地的大多数青年都表现出了较明确的爱国倾向。从态度上看，香港青年显示了一定的“爱国”和“关心国家前途”的愿望；北京和广州青年在表达这两种愿望时的倾向程度更强烈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