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解体论”是美国犯罪社会学家克利福德·肖和亨利·麦凯等人，以大量经验主义的数据为基础，在经济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们相互关系形式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的规律，认为社会“城市化、工业化会引起社会形态—人际关系的急剧变化，这种急剧的变化成为引发犯罪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从而提出了当代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成因的一系列理论。这一理论在西方“占据了本世纪国际犯罪学统治地位”。美国社会学家路易丝·谢利更指出，“社会解体论”对于“那些直到现在才经历经济发展过程的地区，已经显示出它的正确性”。 所谓“社会解体”指的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一种是“小型的、体系稳定的、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形态，另一种是“大型的、充满矛盾和分歧的”社会形态。在前一种社会形态里，人际关系是以个体的亲属关系为核心、邻居关系和宗教信仰为主要联系方式的，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个体处在一种密切友好的关系之中，个体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传统的行为准则的影响。而后一种社会形态使人际关系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中，原来所具有的密切的人际关系日显淡漠，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社会秩序只能靠国家机关制订的严格的管理制度来控制，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制约。小型的、体系稳定的、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形态，因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解体，向大型的、充满矛盾和分歧的社会形态转变。 克利福德·肖和亨利·麦凯等人，根据本世纪初西方社会随经济发展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社会解体”与犯罪关系。他们注意到，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象日趋明显。而城市化、工业化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着微妙的影响，其中包括对人际关系发生的影响。城市生活吸引了大批农民，他们纷纷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这些人为了求业谋生，只好到处奔波，甚至夫妻也不得不分居两地。城市化、工业化使以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瓦解了，邻居关系也不再是一种促进人际关系稳定和密切的社会力量；以往存在于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轻易地被城市快速而短暂的社会交往所取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使人的关系变得疏远，就连生活结构也显得十分松散；以前存在于社会的小型的社会形态解体了，整个社会的异常行为，如酗酒、通奸、自杀、少年犯罪等等的比率明显上升。“社会解体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城市化、工业化之所以引起犯罪，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另一种是由于“社会解体”，人们因违抗陌生的社会约束而犯罪。而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犯罪的重要诱因不是贫困或者经济上的需要，而是“社会解体”——贫困和犯罪并不共存，而社会控制能力的削弱与和睦的传统的社会关系消失，才是犯罪的重要诱因。 “社会解体论”认为，社会关系、邻居关系淡漠所以引起犯罪，在于这一变化直接影响着个体道德观念的变化。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在一定的和睦社会群体中培养起来的，包括家庭、邻居和亲戚朋友在内的社会关系，是和睦的社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群体里，每个成员相互作用，使他们的思想基本保持一致。而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许多人进入了一个和以前生活完全不同的环境。个体不得不接受和自己原来所在群体的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企图在新的环境里保持与原来社会群体相似的密切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观念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理所当然会造成人们道德观念的衰退、变异。社会城市化、工业化使这样的变迁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原先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循规蹈矩的道德观念也因此受到了冲击。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地方，一旦陷入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任意冲动”就会到处突发出来。 “社会解体理论”认为，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必定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克利福德·肖和亨利·麦凯对美国大城市少年犯罪情况所作的调查表明，少年犯罪集中在工业区和商业繁华地区的边缘地带。而这些少年的家庭也往往集中在这些地区。儿童、少年是易于接受大人的传统文化准则的。未受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影响的儿童、少年，在家庭、社会的和睦协调气氛中受到监督和约束。可是，那些生活在“社会解体”、人际关系急剧变化地区的孩子，缺少这方面的监督和约束，再加上这些地区良好的道德风尚受到冲击，不能给孩子较为完整、较为稳定、为社会所接受的少年行为准则。这些被放松了监督和约束的儿童、少年，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往往会做出种种越轨行为。随之而来的则是父母和周围社会组织对他们的“疏远和遗弃”，从而加速了这些儿童、少年走向社会反面——投入到自己认为关系密切，能得到温暖的“团伙”之中。在这样的“团伙”中，这些儿童、少年从种种越轨行为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逐渐形成了错误的是非观。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就这样使一些儿童、少年走向犯罪。 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海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现象日趋明显，特别是开发、开放浦东，使上海的市区面积成倍增长、市镇人口大幅上升、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伴随而来的治安问题，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十分严峻。“社会解体论”中可以给我们以下有益的启迪。 首先，“社会解体论”强调社会控制能力的削弱，与和睦传统的社会关系消失，才是犯罪的重要诱因，这值得我们重视。人要是不受外在法律的控制和环境的陶冶与教养，便有可能倾向于犯罪。因此，人之所以不犯罪，乃由于这种外在环境教养、陶冶和控制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工商业蓬勃发展，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由各地涌入上海充当工人雇员中，犯罪率最高的年龄层青少年居多数。这不仅提高了上海的相对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加大了上海暂住人口管理难度，使这些青少年常常处在已脱离原有的约束关系，又未纳入新管理轨道的状态，他们或因身体早熟而心理晚熟，形成身心发展失衡、自己的心智能力无法控制身体成熟衍生的冲动而陷于越轨，或因缺乏生产经验和受都市繁华环境的诱惑而陷于犯罪。加之上海人口众多、房屋密集、交通方便，外来不法分子极易藏匿，使部分外来青少年在与其交往过程中沾染走向犯罪的欲望、动机、态度及犯罪技术等，增加上海犯罪数目。这就提醒我们，为了有效地防止犯罪必须尽快在社会与外来青少年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联系——“社会键”：培养外来青少年以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社会的正当事业、热心于日常生活中符合社会规范的活动、对公认的社会规范表示赞同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