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万物皆有本，教育亦然。潘光旦认为，教育旨在促进青少年的位育能力。反之，若人格未能经由教育而实现，将导致人格失衡与社会失范。潘光旦指出，所谓位育，即《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教育是“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相互感应过程”。人为本，环境为末。中国传统教育极具人文性，它旨在培育农业文明下适于家庭生活的人。然而，自二十世纪之交的教育现代化以来，教育一方面反传统，另一方面日益科学化。于此背景下，潘光旦先生于1933年作《忘本的教育》，指出教育忘本之危害。此后他还提出“人文科学必须东山再起”的论断。此外，潘先生与之相关的论说还有《说本》(1939)、《务本的教育》(1946)与《说乡土教育》(1948)等文。中国的文化的本根植于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又以家庭为其单元。进而言之，国是扩展的家，如潘光旦所言，传统的国的生活是“家的生活的放大，并不受他种原则的支配”。[1]故而传统教育几乎可谓齐家的教育，盖其宗旨在于培养一个合格的过家庭生活的人。然而，传统教育虽务本，但也存在过于务本以致舍末之嫌，其社会后果如何?教育现代化基本以适应于城市工商经济为中心，缘于其人文意识的薄弱而带来与传统教育相反的问题：务本不足，而逐末有余。今天，教育几乎完全是知识教育，甚至沦为技术或职业培训，人文性教育亟待加强。与此同时，教育过程人文氛围也日渐降低，譬如，社会化了的幼儿园教育几乎完全取代亲子教育，近年以来的教育集中化造成青少年教育积聚于乡、县乃至大城市，造成青少年日益加剧的离土化的趋势。因此，今日教育的人文意识的危机状况远远超过潘光旦当年面临的情况，而潘光旦所提出的加强人文教育以制衡教育科学主义的危害的论断，对当前青少年教育改革依旧存在启示。 二、齐家：传统人文教育的宗旨 (一)“神圣的世俗”——内在超越性的知识 自周孔以降，乃至清末，传统中国青少年一直接受的是世俗性人文知识，这主要与传统农业文明及其相应的儒家知识的范围有关。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识本来旨在培育通“天、地、人”的通才，而后世的教育偏重在世俗性人文知识。在潘先生看来，所谓天，对应于形上知识，由于“性与天道”为子所罕言以及“子不语乱、离、怪、神”等故，形上玄思向不为传统儒家所重视，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一贯对形下的物质世界无多少探究的兴趣，缘于上，儒家倾向于对社会人生之向内用力，形成儒家思想的内在超越性特色。形上与形下皆不重视的结果是：竭尽全力倾注于社会、人生，甚至于当时的隐者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表征孔子之精神，因为孔子认为，唯有人事才是可以认知与控制的范围所在。对此，潘光旦先生说：“儒家承认宇宙万物之中，只有人生的一部分是可以认识，可以控制；其他部分不但不可控制，并且往往不可思议。”[2]这是儒家最为典型的人文主义。 (二)“家的人”及“家的文化”——中国式人文精神 与传统世俗性知识对应，传统儒家的教育也具有人文精神。由是之故，儒家思想一方面与西方传统神道主义或近代以来的重视进步的科学主义迥异其趣，另一方面与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之人文精神亦有相异之处，此种相异之核心在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务必首先是“家的人”，因此文也是“家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理念下，齐家进而经营“家的放大”所致的国与天下，无论在知识旨趣上，还是社会实践上，可谓是儒家“神圣而世俗”的事业。若如此，也就无愧于“内圣外王”之使命。内圣外王即所谓“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儒固然皆具孔子式的布衣卿相的使命感，以修、齐、治、平为天职。即便是王侯将相，修齐治平之大业需从齐家做起，因为儒家认为，唯有经由齐家的关系养成的人性，才可使人获得适当的“爱有等差”的爱人能力，再将此种心性能力推己及人地延伸至社会，然后才可达到治平理想，故而齐家是治平的前提。对于百姓而言，齐家更是人生至高职守。由于儒家思想自身的“家中心”特色，以及儒家精神的社会化的结果，儒家教育几乎可以归结为齐家的教育。一方面，儒家的世界想象是家庭及其放大，故存在“社会的家庭化”特质，另一方面，自孔子伊始，教育开始平民化。自汉代“独尊儒学”之后，儒家教育始为教育之正统，隋唐以降的科举制更是把四书五经的经典教育普及为《三字经》、《幼学琼林》、《百家姓》等为民众熟稔的意识观念，职是之故，儒家思想大传统得以日益遍及于穷乡僻壤而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活观念，这就是民间教育的小传统：“理查德·所罗门考察了中国儿童为适于进入社会而通常必须经过的各个阶段，指出儒家所强调的一些事，诸如接受父母权威，克己，循礼和见贤思齐。”[3]总之，儒家文化几乎可以说是齐家的文化。 (三)家和万事兴——修、齐、治、平的教育 潘光旦认为，儒家思想有两根支柱，其一是家族，其二是科举。实际上科举基本是家族的事业，同时科举的知识核心也是修齐治平，而又以齐家为核心与枢纽，故而可以说科举与家族实乃传统根本制度之一体两面。至于家族，潘先生认为，它包含人生时空的纵横两方面，这就是儒家伦理化了的生活世界。“在横的方面，他们发现了一个彝伦攸叙的原则。在纵的方面，他们发现了一个一脉相承的观念。这两层，在民族的文化观念里所占的势力之大，很可以和一般的宗教信条相比。”[4]实际上，潘光旦此处所说的人生之纵横，也即费孝通后来将其形象地描述为“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中的基本关系就是五伦。伦者，类别化了的等差性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相互义务也。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五伦之中，父子、夫妻以及长幼基本是家内的关系，而朋友与君臣实际上对应于兄弟与父子关系。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社会关系基本是家的关系及其社会化，作为传统主流的儒家教育也就是家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