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艾滋病全球流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社会中青年人群的侵害。在我国也有大体相似的情况：除了以青年为主体的男—男性关系人群持续地保持着艾滋病高发病率的流行趋势外，在四川、云南、广西、新疆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中每年不断新增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也凸显了这个基本特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专题报告组，2011)。 虽然近些年四川省针对凉山州彝族地区和阿坝州藏羌族社区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基本覆盖了这两个少数民族社区中的大部分地域，然而，凉山州彝族地区和阿坝州藏羌族社区族群年轻人中艾滋病新增案例逐年增加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减缓的趋势(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中心，2012)。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艾滋病抗病毒服药治疗中的中、老年龄段人群，因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族群青年服药人群抗病毒服药治疗依从性普遍不佳的情况显得尤为突出，比如族群青年中不少人在进入治疗阶段后，对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线药物(AZT、3TC、EFV/EFV)常常会出现拒服、少服、漏服、不按时服用、随意更换、减量、中断服药等情况(王筱艳等，2010：10)。由于服药方式不规范和不严格，因而极易产生不理想的病毒学效果和耐药等不良药理负面作用，这是服药依从性不佳直接导致的临床治疗不良药理后果(Richters,2010)。治疗失败的严重后果除了会推高治疗病人的死亡率外，还具有潜在性地推动感染传播的流行病学后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1：21)。 过去的初步调查已经注意到，导致族群青年服药治疗依从性不佳的非临床因素极其广泛，包括族群青年对于疾病的文化表征的特殊性缺乏正确认识、青年社会心理的脆弱性、感染经历以及病毒载量与CD4检测过程中身份暴露的敏感性、服药支持环境的可及性以及针对外出打工族群青年公共卫生服务策略的有限性等等(王筱艳、杰克古子，2002)。 采用“行为改变交流”(Behaviour Change Communication:BCC)的健康行为促进模式，是全球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广泛倡导用于降低艾滋病患者机会性感染和促进服药依从性的主要公共卫生策略(UNAIDS,1997)。该策略的核心在于，强调医生和健康工作者在加强临床服药指导的同时，可以通过广泛开展心理辅导、发放知识读物、开展同伴教育、志愿者交流活动、及时按时加强随访工作等，提高病人抗病毒服药治疗正确认知的水平，借此达到促进服药治疗依从性长期稳定的效果。然而，从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数据却发现，公共卫生领域所倡导的BCC模式似乎并不能够有效地促进感染者高危行为和服药人群不良依从性治疗行为的改变，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BCC的行为促进交流策略对于青年服药人群依从性的提高更是非常有限(王筱艳、杰克古子，2002：121；王筱艳等，2010：12；王曙光、巴克、玉珍娜索，2008：26；王曙光、卓玛央珍，2008：33)。 很显然，一个值得思考的医学社会人类学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即沿袭西方生物医学、流行病学、健康心理学所建构的公共卫生领域认知—行为促进的BCC模式，在青少年健康促进的中国实践中，起码在艾滋病防治教育的中国本土实践中显露出它的“不适应”。换句话说，虽然作为公共卫生模式中用于促进服药依从性的“认知教育”、“医患交流”、“心理辅导”以及“同伴教育”策略应用在一般公共卫生领域是尚且可行的，但是在语境环境较为特殊的许多脆弱人群中，如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受毒品影响人群、男—男性关系人群、校外青少年以及流动青年农民工，这种基于认知—行为改变导向的BCC模式对于他们的疾病易感和脆弱性的降低及其流行趋势的减少到底有何效果，过去10多年来几乎从未接受过文化语境聚焦性路径的经验评估验证(王曙光，2008：324)。尤其使社会人类学深感困惑的是，从认知—行为改变的公共卫生BCC策略构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在采用公共卫生干预策略中对于族群文化实践维度的强调；看不到在社区共同体中族群青年应对疾病的社会—文化动态调控；看不到在彝族、羌族、藏族文化传统的语境中，族群共同体协调应对疾病、灾难、挫折的青年本土社会表征过程。很显然，公共卫生中的BCC策略导向理念阻碍了我们对于族群青年如何通过社区文化共同体协调解决疾病问题的本土方式的理解，阻碍了我们对于族群行为改变本土概念工具的观察与思考，阻碍了我们对于族群青年健康行为促进本土资源利用的探索。因此，解读族群青年抗病毒服药治疗的非临床含义，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和理解族群本土经验的医学社会人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方法 (一)设计与样本 本研究设计采用非随机干预—控制前后测量的队列方法，在四川省的彝、藏、羌3个少数民族社区中对分别采用BCC和“本土文化实践”两种不同模式的艾滋病药物治疗青年人群，按地域分为两组。研究将采用BCC服药促进模式的族群青年人群设置为对照组，将参与到这个项目组织开展的服药促进“本土文化实践”的族群青年人群设置为干预组，并对两个组在活动开展6个月以后的行为改变情况与效果进行干预前—后的比较测量。田野工作在四川省彝族地区的石棉县和美姑县，羌族地区的汶川县和茂县，以及藏族地区的红原县和阿坝县展开。在以上地区项目点服药病人中按青年年龄段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308名青年服药参与者作为样本，其中彝族210名，羌族51名，藏族47名。依据参与者所在的不同县区乡设置干预组与对照组，如，彝族地区的对照组选择在石棉县3个彝族乡，共有115名服药成员作为对照组的参与者(其中有少数来自附近甘洛县和马边县彝族地区的患者)；彝族地区的干预组选择在美姑县牛牛坝乡，共有95名服药成员作为干预组活动的参与者(其中也有部分参与者来自附近其他乡)。两个组所在县相距大约300～400公里。羌族和藏族的青年服药人员相对较少，但也按不同地域设置干预组与对照组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