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宗教性是由主体的宗教意识、行为和体验构成的复杂心理及文化特性，是一个与“宗教”、“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但又大不相同的概念：宗教是一种外在的成熟的社会建构物；宗教信仰是对某种神圣(通常是超自然)观念的崇信；而宗教性是主体的一种特质，是一个包括了从彻底的无神论到极端虔敬状态的广阔谱系。早在100多年前西美尔就立足于生命哲学的视野对“宗教性”进行了阐释，在西美尔看来，宗教性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特征，由宗教情感、宗教冲动等构成的宗教性不仅存在于宗教里，也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甚至是我们灵魂和天赋的一部分，即宗教天性(西美尔，2003：1-40)。个体的宗教性是一种潜在的天性，现代人的内心深处可能普遍地存在宗教性的因子(范丽珠，2004：3-4)。宗教性是宗教的核心，也是建构世界图景和规整生命内容的另一种整体性方式(田薇，2011：143-148)。相对于“宗教信仰”等而言，宗教性是一个更容易联结宗教体系与日常生活、宗教信徒与普通群众的中层概念。 在基督教中被视作巫术和迷信的许多事物，在中国文化当中却是激发宗教旨趣和皈依行为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大学生处在共产主义信仰主导的高校环境里，但又受到日益增强的个体主义的诱导。大学生是文化思想极为活跃的群体，该群体的宗教性关乎校园文化建设、思想道德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和国家文化安全。国内关于大学生宗教性的研究近年来才成为热点，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宗教性的表现。主要包括大学生的宗教倾向(有无宗教信仰、信仰何种宗教、对何种宗教感兴趣等)、宗教态度(对宗教的评价、情感等)、宗教知识(对国家宗教政策的认识、对宗教典籍的了解等)和宗教行为(参加宗教仪式、阅读宗教经典等)。已有调查涉及北京、杭州、西安、合肥、广州等城市和湖北、山东等省份，所给出的调查结果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比如大学生信仰宗教者的比例，西安市的报告是6.8%(吉玉娇、施丽娜，2011:84-86)，而广州则达19%(寇爱林等，2009：70-74)。所信仰宗教的排序也互不一致，但佛教、基督教总是处于较高的位置。 第二，大学生宗教性的制约因素。这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多数学者采用定性的方式笼统地加以论述，所论及的因素包括民族、家庭、学校教育、学生自身、宗教本身、群体心理、媒体宣传、社会文化转型等诸多领域和层面，但是普遍缺乏经验依据和定量分析。所采用的解释框架主要有：需求层次论(孙琼如，2008：63-67)；宗教皈依心理过程论(张建国，2006：165-166)；挫折触发论(王志峰，2012：57-59)；心理不成熟论(杨晓慧，2006：19-21)；精神空虚论(王志峰，2012：57-59)；宗教渗透论(刘荣杰，2002：19-22)；宗教魅力论(陈安金，2004：49-50)；宗教营销论(徐洪业，2011：35-38)；教育失能论(汪士华、陈真亮，2009：112-116)；社会转型与社会失范论(邵一江、王迅，2006：44-46；陈安金，2000：72-75)；先赋因素论(强调性别、民族、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等。 在本文看来，无论何种因素都必须通过大学生主观认知的编译和解码方能转化成宗教性发展的动力，而命运掌控感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解释依据。命运掌控感在心理学中称为“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这一概念起源于行为学派创始人华生(J.Watson)，发展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成熟于班度拉(A.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和维纳(B.Wiener)的“归因理论”(徐浙宁，2012：76-80)。它是指个体对强化物或后果究竟是由自己还是外部力量所控制的一种泛化预期(钟慧、李鸣，2004：171-174)。 从心理控制源理论出发，本文假定命运感外控者要较内控者可能展现出更明显的宗教性。除命运控制感之外，本文认为还应该关注中国教育变革中的价值取向，特别是近年来不断增强的个体主义和反制欲主义。它们会对大学生的宗教性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探索。 第三，大学生宗教性的社会影响。辩证地看，宗教性必然具有积极、消极的双重影响。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宗教性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家庭满意度(Forward，2008：245-271)、节制饮酒行为(Jessica E.Bodford，2013：78-93)，并关联着更低水平的抑郁、焦虑和健康不良(Scott Schieman，2008：710-724)。国内学界也承认宗教的精神寄托(黄丽飞，2013：80-84)、劝人为善(邓雪姣，2012：34-35)和社会整合等功能，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大学生宗教性的“问题属性”上，认为大学生信仰宗教在道德规范上的消极负面作用是主要的(陈安金，2004：49-50)；信仰宗教的大学生人数增多，挑战科学世界观，宗教渗透大学校园，会影响学校的安全稳定(杨晓慧，2006：19-21)；使大学生容易形成不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健康的道德观念和不科学的方法论(张承安，2012：111-116)；一些大学生信教以后，因过分倚重教义，在人生观上产生了宿命论思想，对世俗之事漠不关心，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传播，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片面、简单(左鹏，2006：40-43)；大学生宗教信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教师素质提出了挑战(陈立新，2011：51-55)。考虑到中国高校的特殊语境，学界对大学生宗教信仰可能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担忧是有合理性的，但尚有待于经验资料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