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3)06-0056-08 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进程面临阻力重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利益分化，改革的动力持续减弱。值此严峻时刻，作为国家希望和未来的青年，尤其是青年群体当中学历最高、素质最优、能力最大、精神最强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担当重任，挺身而出，亦如前代青年那样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切实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 一、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内涵界定 (一)知识分子渊源考 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但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日益成熟，在社会阶层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针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理解和界定也愈加清晰、丰富和深刻。甚至每一个学者在论及知识分子的概念时，总是有意无意将视线转向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初的法国。当然，这并不是说就会罔顾各个国家的传统习惯和政治语境，英美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有着各自的渊源和特点。 源于俄国的intelligentsia是指那些由沙俄到西欧去学习、然后回国的青年贵族们。他们了解西欧的各种社会思想，如民粹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等等，并且钦慕西欧的科学文化、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便对俄国的现实充满不满和厌恶，因而产生了改造现行秩序、改革社会现实的意识和行为。这样一批与当时俄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群体，被称为“印贴利更追亚”。 可见，他们是首先都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并对现状保持着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由此凝聚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而这个阶层毫无例外地成为救国救民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他们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然而，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苏联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的定义简化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而那些历来就和政权不相合谋的“知识分子”逐渐“消失”或者“被消失”。 法国的intellectuels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犹太血统的德雷福斯上尉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著名作家左拉给总统写了一封以《我控诉！》为题的公开信，并刊登在《曙光》报上。时人很快以“知识分子宣言”为之冠名，随后众人签名的抗议宣言书也紧随而至，为德雷福斯辩护。这些签名为德雷福斯平反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成为intellectuels的化身。从此，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他们必定对时政和时局多有所指陈訾议。这种激进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批判政治，鼓吹实证哲学，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带有一丝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革命气息相当浓厚。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 相对于俄国、法国那种激进兼具浪漫色彩的知识分子做派，在英美知识分子中并不多见。他们得益于先进的民主制度和完善的法治环境，表现出来的整体感觉都比较温和，即使他们批判现实，也会显得克制和容忍。这同样使学者们在提起知识分子时，没有着意阐释和介绍。但是，英美知识分子并不是可有可无。他们的典型代表不是那些作家或哲学家(即使在作家和学者中间，教授们在讨论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也比作家更为重要，这与法国正好相反)，而是各种专门家，比如经济学者或社会学者。更进一步说，英美民族是以商业为导向的，它们重视技术专家的程度远甚于对人文学者的重视，因而技术专家的整体声望远远高于学者和作家。这些以实用为目的、以理性为主导的知识分子为英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4.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最为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1]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士”在各个阶段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生于盛世，则建章立制，传承文化；居于末世，则风评政治，臧否乡里；恰逢乱世，则联络豪杰，开朝创代。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又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将精神、义理深入民间，移风易俗。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他们所经历的遴选、提拔和融入(前期以察举为主，后期以科举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算起，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其流风余韵至今未绝。[2] (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而诞生的。尤其是甲午海战以后，传统的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才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朝局，参与变革。一时之间，报社、学会、学堂，如春笋般纷纷冒出，为公共交往和公共舆论提供最初的活动空间。20世纪初，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更加催发了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和救世情怀的异端士大夫，如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他们译西学、倡西化、兴实业，逐渐成为引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历程上的中坚人物。民国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发展良机，城市日渐繁华，传媒产业、出版产业逐步完善，以城市为中心的物质化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学网络形成规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终于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