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青少年的民主态度和民主行为：代际变化和生命周期特征 王正绪 游宇 关于亚洲青少年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价值观、信仰、态度和行为的多层性。浮于表面的价值取向、态度和行为在整个人生阶段容易发生变化或调整。而一段时期内的特殊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则会长期影响在此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那些反映了亚洲青少年深层次的民主生活方式的信仰则更为稳定。一旦个体在其青少年时期形成这种价值观，他或她则更可能在其一生中保持稳定。比如，一个人是成为左派还是右派更有可能在其青少年时期“定型”，而之后的事件则不太可能对此带来大的改变。相反，对于民主如何运转、什么是参与民主与表达偏好的最佳途径等问题的看法则更可能在他们变老时改变。因此，当我们观察积极的公民运动时，应该避免高估青少年的潜在动力，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行动激情会逐渐下降。然而我们在看待青少年的政治冷漠时还应该避免过度悲观。在他们成熟时期，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公民计划来激发其行动的意愿。 摘自《开放时代》（广州），2013.6.146～162 “80后”青年“闪婚闪离”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常进锋 “80后”青年“闪婚闪离”现象既折射出“80后”青年婚恋观变迁的基本状态，也回应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婚姻家庭结构稳定所遭遇的挑战。“80后”青年逐渐在社会运行的脉络中形成一种兼具传统精华和现代理性的新型婚姻家庭伦理观念。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婚姻结构正在解构，而夫妻双方各自经济的独立和家业分离成为当前“80后”青年婚姻结构的重要组织形式。婚外恋成为中国离婚率持续走高的头号元凶，也逐渐成为威胁“80后”青年婚姻质量的一大毒瘤，配偶替代本身被视为具有对离婚意向的独立预测能力。在“80后”青年婚后的生活中，父母凭借其“自我经验”的权威性继续影响其儿女的婚姻生活，并且在一些家庭事务上享有参与权甚至决定权，严重影响着“80 后”青年夫妻的婚姻生活。在现代社会，离婚给夫妻双方及其家庭成员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不断减少，因而离婚的社会成本也不断降低；此外，法律程序的简化也让离婚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摘自《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太原），2013.3.4～7 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 阎云翔 年轻人从一生下来就生长在一个新的公共社会中，这个公共社会是开放的、流动的，规则很重要，会有很多教育讲应该排队。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是在整个个体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新的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即我是个体，你也是个体，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这些东西是无法用旧的视角来理解的。“个体化”的积极作用就在于打破了过去以牺牲个体为基础的传统格局。那个格局否认个体的主体性，否认个体意义的正当性，要求个体为集体做牺牲。从制度角度来说，过去的制度是很难调动个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所以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竞争，我们要激励个体主体性，使他们主动成为有创造性的生产者。建设一个现代的良善社会的前提是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这需要制度、文化的转型，需要公信力的提高，关键是需要每个个体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讲，“80后”、“90后”的青年一代中的新价值观、新道德行为方式恰恰昭示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的理想。 摘自《文化纵横》（京），2013.10.5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