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3)10-1465-07 对科学研究及其应用的价值与效用的信任，不仅是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建设和重建对科学的信任?本文试图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1 问题的提出 对科学家乃至科学本身不信任，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的一份报告谈到，从重组DNA的阿西洛玛会议到疯牛病危机和基因改良食品的公开辩论，政府和公众已经不敢随便相信科学家的声明。今天，与任何科学或技术物质的生产有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消费者和公众对获得信息的信任程度[1]。 那么，什么是信任和对科学的信任?它们在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重要? 信任指涉的是个人如何存在于生活世界中并与他人共在的一种关系状态，是人在不确定的情境中采取的一种积极的期待和行动，并以此为立足点寻求的存在安全、行动的可靠和成功。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亦即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在事实或法律上把与自己的利益攸关的事物托付(或转让)给他人或机构的监管或自由支配之下。他们期待被信任者能够完成自己的委托且有完成委托的必要能力，而不会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2]。卢曼把信任称之为“复杂性的简化”，通过这种简化来应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3]。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其他人的行动构成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的场所，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人们只有通过协同与合作才能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要。“在无数场合，我们必须依靠不知名的‘他者’的责任心以及效率、公正和善意。对此，唯有求助于信任”[2]。 现代性制度在本质上与信任相关。传统社会中的信任主要是一种个体信任，是在熟人社会中的信任。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劳动分工、角色的分化和多元化，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在不断增长，世界受到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社会更趋于复杂化。这就要求有更多的社会合作，从而也创造出为合作和决定未来的行动提供安全、保障的信任的需要，并要求通过制度化的控制、激励等来防范其中的风险。人与人之间的个体信任转向制度信任，由信任熟人转变为对社会角色、社会机构或组织、技术系统和市场的信任，以及对社会系统、社会秩序或政权制度的总体品质(功能、效率、公正、可靠性)的信任。 吉登斯认为信任关乎存在的“本体性安全”[4]。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制度的特征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密切相关。社会抽象系统包括符号系统与专家系统、技术系统。符号系统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具有可公度性，能将信息准确传递，而不用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科学技术知识(或业已确立的专业知识)就是符号系统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专家系统则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它包括了所有那些在政治、经济、技术、科学领域中代表公众利益而从事“代理活动”的人[4]。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技术①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到经济、文化等等，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科学在今天的社会角色已经不仅是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且是克服危机、实现社会调控的手段。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和依赖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行的基础。依赖科学技术知识，我们对各种事件做出判断、计算得失和付诸行动，也从它们的可靠性中获得安全感。相信和依靠科学技术，是个人获得福祉和国家、民族兴旺的必要条件。对科学的信赖，也就是对专家和专家系统的信赖。随着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和知识体系的日益专门化，人们在知识和行动上越来越依赖专家和专家系统。正像吉登斯所说：未来总是开放的，现代性这种面向未来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属于抽象体系——其本身的特性中渗透了业已确立的专业知识的可信任性——中的信任建构而成的”[4]。 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深化，特别是“风险社会”的出现，使人类面临诸多的挑战，信任问题极大地凸显出来，乃至成为全球性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焦点。对科学的理解和信任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 学院科学时期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近代科学产生至今，科学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转变，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信任危机随之产生。 先来看一下学院科学时期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调节和相互适应的过程。由此也建立起社会对科学的信任机制。 事实上，近代科学一经产生，即出现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例如对伽利略的审判就显示了科学与宗教——事实上也是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科学探索需要思想自由和公开发表的自由，社会则要求科学提供“好”的知识产品——至少这种思想自由对当下的社会是无害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紧张关系是伴随着科学的制度化而逐步得到解决的。科学逐渐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家也承担起提供客观有效的公共知识的社会角色。“从近代科学职业化的机制看，近代科学的职业化是通过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没有明示但却事实上存在的‘集体契约’加以维系的”[5]。科学的可靠性是由一定的制度、机制来保障的。科学之所以是一切认知的楷模，就在于它的知识生产是在规范的严格约束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