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突破性创新是指那些在主流市场表现不佳，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对关键性能的改进，能逐步吸引主流市场用户，并对现有市场和技术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创新[1-2]，具有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和高商业价值性的特点[3]。与渐进性创新相比，突破性创新对已有的技术优势、管理模式、市场渠道等创新要素依赖性较小[4]，故而突破性创新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追赶”的绝佳“机会窗口”[5]。虽然突破性创新的来源多样，包括重大技术突破[6]、新产品结构改变[7]、技术融合与集成[8]、全新的商业模式等[9]。但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大多是在已有技术范式上的二次创新[10]，创新模式主要表现为基于低成本的快速追赶、集成创新和快速市场响应能力[11]，强调从供给的角度加大投入以获得某种现有核心技术的掌控权或重点技术的突破，这些都无助于突破性创新的实现。同时，在传统产业领域，如汽车、机械、IT等，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优势主导了产业的发展，并为阻止后发国家的追赶超越而设置了诸多障碍。因此，中国目前在这些传统行业中很难实现突破性创新。 中国企业如何实现突破创新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柳卸林发现，政府的作用、本土资源的能力和科技型企业家是突破性创新出现的必要条件[12]。而陈劲等、张洪石等、潘松挺等学者也从企业规模、组织模式、知识网络等角度研究了突破性创新[3，13-14]。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将Christensen的一些发现引入中国，并在一些方面在中国进行了验证，但都没有回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实现突破性创新的问题。近几年，中国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现实思路。柳卸林等发现，光伏产业在中国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其较早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并通过整合全球资源解决了技术、领先用户、供应商等创新要素缺失的问题[15]。同时还应看到，在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诸多新兴产业领域，其主导设计还远未定型，没有出现绝对的垄断企业。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借此机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共同开发市场以获得核心竞争能力，并通过自身影响形成支撑突破性创新的产业生态，在技术轨道的特定阶段把握住机遇，实现突破性创新。 基于以上论述，从全球产业链嵌入的角度对中国新兴产业的突破性创新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理论的梳理来架构本研究框架；其次，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进行介绍；最后，对搜集到的365个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研究结果以及若干管理启示与研究展望。 1 文献回顾与假设 突破性创新对整个产业的巨大影响作用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突破性创新动力机制进行研究。Ettlie和Rubenstein、Pavitt等学者最早从企业规模的角度研究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因素[16-17]，但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结论；之后，学者们从公司策略、知识流动、环境因素、供应商参与等角度展开对突破性创新的研究[9，18-20]，研究趋势也从企业内部管理扩大到企业外部，从封闭的创新逐渐到开放式创新。从现实来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突破性创新对产业链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例如，苹果公司的iPad通过整合多国的供应商共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消费市场；波音公司通过建立全球协作环境使其787客机在重量比例、燃油消耗、发动机效率上都有突破性提升。可以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突破性创新对全球产业链的依存度也将越来越高。 目前，已经有学者从产业链嵌入的角度来研究突破性创新现象。Adner、DeCusatis、Song等分别从供应商的挑战、整合创新团队和供应商参与情报搜集的角度对突破性创新进行了研究[20-22]，但他们并没有关注技术后发企业如何实现突破性创新，中国企业也很难有控制供应商创新的行业影响力，得到的管理启示更难以直接借鉴。同时，新兴产业也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陈傲等通过对高被引专利进行分析发现，通过嵌入全球研发网络有助于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实现突破性创新[23]。而中国光伏企业在原材料、设备、人才、市场都欠缺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壮大正是由于在产业形成的初期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整合全球资源的结果[15]，其发展模式可为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1.1 全球产业链嵌入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嵌入的程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争论，存在所谓的“关系嵌入性悖论”[24]。一些学者强调高强度嵌入的作用。Bengtsson等、吴晓波等认为，较高强度的嵌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25-26]。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低强度嵌入的作用，认为在较低的链结中，企业能够获得的新知识和信息较多且丰富[27]，扩大了知识的获得范围，进而有利于突破性创新。Uzzi提出了嵌入强度影响绩效的“倒U型模型”，指出在一定程度内，嵌入的深入有助于企业提升绩效，但过分嵌入的关系则可能局限行动者的视野，导致技术锁定，从而带来其绩效的降低[24]。 综上所述，学者们就嵌入强度对创新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Koberg等认为，嵌入程度对创新的不同影响是由于创新的类型不同所致[28]，而潘松挺和郑亚莉则认为，中介变量的存在是导致上述悖论的原因之一[14]。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群体的嵌入强度处于不同阶段产生的结果，即在传统产业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可能已经处在技术收敛阶段，过强的嵌入会限制企业知识的获取范围，继而对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而在新兴产业领域，嵌入强度处在较低的水平上，继而较高的嵌入程度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