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时代迫使人们对变革着的社会生活进行反思和把握。不管这种反思和把握，采取理性思维的形式，还是诉诸非理性的情绪表达，都是人们为了摆脱对变革的困惑与迷惘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自身在变革过程中成为主体。例如，时下学术界对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就可视为理论界同仁为把握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学理化努力。然而，争论诸方似乎都疏于对现实的和历史的道德发展状况的考察。事实上，任何理论上的困惑与冲突，恰恰是现实的困惑与冲突的一种映射，同时也带有某种历史的回声。现实的道德本身就处于困惑与冲突之中。正视这一现象，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对于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关系问题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 在西方，道德困惑问题，曾经骚扰着大大小小的思想家。不过，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危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的沦落与重建成了众多学科思考的主题，道德困惑问题的研究顺乎自然地趋于热烈。在此之前，倒是一些时刻关注着人类发展命运的文学家，比较早且极为敏锐地描述了人类在道德领域所面临着的困惑。莎士比亚在其著名的悲剧《麦克白》和《裘力斯·凯撒》中，都是将主人公置于深刻的道德困惑中来描述他们的痛苦、勇敢和狡诈的。麦克白一心要做苏格兰的国王，而这，只有靠谋杀现任国王邓肯并把这种弑君重罪转嫁到邓肯的两个儿子马尔康弟兄身上才能实现。然而，“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情；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使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一面是自己的勃勃野心，一面是仁慈贤达的国王，麦克白在这两种力量面前长久地不能自拔。在《裘力斯·凯撒》中，主人公勃鲁托斯同样面临着这种尖锐的困惑：要么杀死凯撒，——但这又的确极难为他，他很爱凯撒，并且这样做，很有可能成为众人讨伐的对象；——要么顺从凯撒，扶助其专制政权，而这样做的代价是让全体罗马人都过奴隶的生活，这是他引以为耻的。对于这种麦克白或勃鲁托斯式的困惑，西方学者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派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思想基础，一派则以康德为祖师。根据康德的形式主义准则，谋杀是绝对的错误，是“恶”，因而，勃鲁托斯是不能得到原谅的。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只有当中庸的政治结构本身是正确的，暗杀才是错误的；一种暗杀的条件或背景能够使暗杀相对地正确大于无条件地错误，因而，勃鲁托斯是可以原谅的，他的行为是基于为人类命运着想的长期的善良动机和价值目标。为此，康德主义者又加以反驳……。显然，这类困惑在伦理学家那里并未得到解决，麦克白或勃鲁托斯是否可以得到原谅？ 英文中的Dilemma一词，源自希腊文“Dis”（“两个”或“两次”）和“lemma”（“假设”或“命题”）。最初，专指一种修辞学或逻辑学意义上的推论形式。这种推论的形式的前提包括两个假言命题，一个选言命题，结论不是选言命题，就是一个直言命题。例如，你对朋友做出了某种承诺，后来发现，如果你保持并实现这种承诺，结果将是坏的。但是，如果你破坏这种承诺，则将会在朋友面前失去信誉，甚至有可能失去一位朋友。此种情况下，要么信守诺言，要么破坏诺言，而对于行为主体来说，两种选择都于他不利，但又无其他途径可寻。这一事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复合结构性困惑，它有特定的形式：“如果p则q，如果r则s，但不是p就是r，因此，不是q就是s”，简示为，pq，rs，p∨r，∴q∨s。后来，Dilemma突破了逻辑学的含义，被“用来描述在两种对等的方案中进行抉择的困境”（〈前苏联〉福鲁劳夫主编：《哲学辞典》，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第111页），此种规定已经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困惑有相通之处。当然，实际的困惑情形，尤其是道德困惑则要复杂得多，人们常常不是面临着两种选择，而是多种选择，每一选择对人来说似乎都不是最佳方案，或此时是最佳方案，彼时或为坏的方案。 道德困惑主要表现为：首先，道德评价上的困惑。如所周知，道德评价就是一种善恶评价，然而，当人们尚未形成明确的善恶意识，或者，当人们的善恶意识发生变化时，人在对自身和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困惑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究竟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道德评价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矛盾是造成人们在道德评价过程中困惑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在特定社会中，道德评价的标准必须是确定的，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条件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二者不可颠倒。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任何行为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有赖于诸多条件因素，当道德评价把这些条件因素考虑在内时，就不能简单地判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了。因此，另一方面，道德评价标准又是很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变革的时代，在新旧交替激烈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尤为明显，道德困惑因而不可避免。 其次，道德价值目标上的困惑。由于道德价值体系所特有的稳定性，新旧体制交替的变革初期，建立在旧有道德价值体系基础上的道德目标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怀疑，而新的道德目标又尚未展开。“上帝死了，权威失灵了，偶象崩溃了”即是这一阶段主体的道德观念状况的典型概括，混乱、无序都在所难免。虽然，道德价值目标仍要建立，但毕竟已失去往昔那种统一的恬静与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