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国民面临着一种道德抉择上的巨大困惑：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现代化所必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某些与传统道德价值相悖的市场行为方式，却又使人们疑虑重重。这种困惑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有关的理论研究中。对于市场经济与道德状况的关系截然相反的评价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尽管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一般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论及它对道德状况的作用，则褒贬不一。一些论者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道德状况的恶化，并视之为为了经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道德代价，有所谓“经济发展、道德滑坡”之说；有人干脆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于道德领域之外，是非道德的。另一些论者则持相反的意见，为市场行为在道德上的正当性辩护，视之为一种新型的道德原则。但无论是为之辩护也罢，还是视之为“道德滑坡”或“非道德”也罢，由于都是用一种单一的价值原则去衡量现实，在理论上预设了一种道德价值一体化的前提，而把问题给抽象化、简单化了。本文则正是要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非市场经济社会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一体化的社会条件一般不再存在，社会的诸道德价值由之而呈现出一种多层面化、疏离化的态势。理论研究因而也就不能再囿于那种根本不适应于新的态势的旧的观念框架，而必须在一种新的思想座标系中去透视道德价值状况的变化，对之提供出合理的解释，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变化。 一 社会的道德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调节人们在经济、政治、精神文化各个领域中的流动，使之有序化并富有成效的规范或尺度，因而道德价值状况的变化便必然地相关于、根基于诸活动领域结构关系的变化。因此，为了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价值状况的变化，便必须首先理解诸领域结构关系的变化。对这一变化的考察，将会给我们提供出一个新的透视点来。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诸领域的结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为说明这点，我们必须从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和对这些条件的满足方式开始。对于人类生存来说，一定量的物质生活资料、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一定水平的生活意义，总是其必需条件。而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三大领域的活动则正是为了满足这些必需条件的。一般说来，经济活动在于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政治活动在于建立或维持人类生存所必要的社会秩序，文化活动则在于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在现实的历史中，由于活动能力的有限性，人类是不可能充分地满足自身这三方面的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只可能将各方面的无限的需求加以有限化，根据现实的条件，采取一种折衷的方式将各方面的需求协调在一个可实现的，能够保证人的正常生存的范围内。而这就规定了诸领域的结构关系。这表明，诸领域的结构关系如何，是为人类生存对于物质资料、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三个方面的基本需求这样一种客观条件所约束着的，而其中的物质资料和社会秩序两项需求更是一种硬性的约束条件。它亦表明，对于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而言，客观上总是存在着采取不同的协调方式的可能性的，即诸领域的结构关系是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的。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是社会的分工与交换的状况的改变。 根据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把自文明时代以来的社会划分为分工与交换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和不甚发达的非市场经济社会。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不发达，人们以封闭的方式从事生产，自给自足，缺乏一种由分工造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各个个体之间也就不存在或仅有很少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关系。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一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便不可能借助于经济的力量，而只能通过政治活动的强力以及精神文化活动的凝聚力去整合分散的个体。在这种社会整合形式下，生产力水平在一般情况下大体稳定不变，基本上能够维持生存；而社会秩序则可能在很大范围内波动。这就使得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获得对于人类生存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从而也就使得主要地承担了社会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动具有了特别突出的中心地位，而经济与文化活动则须服从于政治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的需要，将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不会损害社会秩序的范围内。换言之，社会对于秩序的需要构成了物质需要和意义需要的界限。因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诸领域便必然是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直接地统合为一体的，可称之为领域合一。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个体之间的分工有了高度的发展，由此造成了个体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每个人的生活资料的获得都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换，使得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这样，分工与交换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把各个个体联结起来的纽带，一种使各个个体以及各个社会部分由于相互依赖而必然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力量。这种由分工与交换所造成的社会整合，较之由政治活动着意造成的社会整合，具有更为坚实、更为稳固的特性，能够为社会秩序提供更为深厚的基础。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主要由政治活动所执行的社会整合的功能，使得政治活动不再作为社会整合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先前为了社会整合的需要而使经济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在客观上便不存在了。政治活动虽然仍执行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却不再是主要的角色了。这就必然导致以往那种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将经济与文化活动统合为一体的诸领域合一的结构关系不再存在，导致经济及文化活动显示出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上的独特性来。统合一切的中心的不存在，意味着诸领域之间不再存在从属关系，从而各个领域都能够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的功能，即各领域的活动都“本色化”了，都直接地以自身固有的功能为目标，诸领域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性质。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各领域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这种制约却不再具有以往那种中心——从属性质或不对等性质。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诸领域的结构关系由领域合一转变为诸领域拉大了距离的领域分离。这种领域分离在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离、取消指令性计划等措施，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