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来学界有关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讨论很热烈，提出了许多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大家似乎过于强调道德对经济的依附关系。当然，我们尽管不能否认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但道德在更大意义上有赖于价值理性的建构。具体说，就是道德理性或道德形上学的建立。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指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道德滑坡，也不能指望经济繁荣会自动带来新的道德文明。因为道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财富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如果只在经济与道德间作经验的分析，势必会陷入理论上的二律背反。 道德不能建立在经济这一工具理性行为基础之上。工具理性只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其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而并不顾及善恶。因此，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感受性要求。它是从经验出发，与人的得失，愉快和痛苦感觉相联系的一种行为。但是道德却不能简单地从经验中引出，它蕴涵在人的理性之中。经济发展必然与幸福、利益等相联系，而道德恰恰不能从幸福和利益中引出，它是从原则出发，进向概念，随后才进到现实的层面。它永远意味着对意志的一种关系，并不直接指向事物的对象或性质，与人的苦乐等感觉无关。因此，道德文明必须指向一种价值的形上学。现实情况表明，往往并非经济状况决定人的道德水平，而是人的道德自觉决定了人对义利关系的不同取舍。在这里，道德理性具有优先性，而人们对义利关系的判断、抉择只是一种价值判断与抉择。价值判断虽然体现了人们道德意识，但只是道德意识的一种外化，而不是道德本身。道德本身是从道德理性中涌现出来，与他物无关，具有自律性。只有当它落实到现实的层面，在与事物的交道中，才表现为价值判断行为，这就要求我们把道德与价值概念作出适当的区分。经济发展直接作用于价值，但不直接作用于道德。这一不同也警醒我们，在思考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时，必须充分顾及道德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二）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似乎可得出这样的启示：国民道德的建设须仰赖于超越的道德理性重构。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德理性对于知识理性的优先性，道德的成立必须仰赖于天理或根系于心性，这种道德形上学的建立，旨在从先验的依据中，寻找道德的合法性和普遍有效性。这点与康德实践理性，可谓暗若符契。但中国传统哲学在建构道德形上学的过程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在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层。尤其没有对知识理性的适用范围进行合理的规定和批判的鉴定，往往轻率地以道德律统摄自然律，以德性之知消解见闻之知，把一切道德化。在传统文化中，圣人同时是宇宙的智者，这样，传统哲学体系中，就没有给知识理性的独特价值和合法性充分关注，没有能在道德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张力。 于是，一旦西方的船坚炮利叩开中国的国门，工具理性创造的工业、经济文明席卷东进，人们就很容易不加思索地抛弃固有的道德形上学，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泛道德主义走向泛科学主义，泛价值论走向泛工具论，表现出对工具理性文明的狂热崇拜。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许多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这点。 勿庸置疑，近现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引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传统中国文化只言心性，一味务虚的作风，为中国文化社会走向现代带来了光明和生机。不过，由于传统文化没有发达的工具理性，也缺乏对工具理性严格的批判反省机制，所以，使得人们无论是在反传统，还是吸收西学的问题上，都陷入种种误区。一方面，把传统的道德形上学看作不切实际的迂腐之学而加以激情式的（不是理性的）批判和根除，如吴稚晖调皮地讲，所有中国文化，都不过是向古传下来的木石蛇鼠献一些虔诚而已的盲动和迷信。于文江嘲笑中国传统心性理论，认为这只会产生一种虚幻的优越感，疏于实事。另一方面，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大多倾向于工商、科技或至多是政治文化的层面，很少关注西方形上学的发展。胡适向国人广泛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却偏偏不讲詹姆士的形上学和宗教哲学。人们崇尚实证主义的穆勒、赫胥黎、斯宾塞，却恰恰遗忘了穆勒对“道德科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的严格区分。忘记了斯宾塞说的“终极的宗教和科学概念，同样都只是现实的符号”，“如果精神总是存在着超越知识的可能，那么就永远不会没有宗教的地盘”等等这样一些对形上学的眷顾。 西方近代文化自休谟、康德以来，一直对人类理性认识的能力与科学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行批判的囿定，这使得他们在承认科技、工商等工具理性文化发展合法性的同时，又始终限定它的无限澎胀，没有完全忽视人类价值生活的独特意义和超越性。而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主流，就是在反传统的同时，无限夸大工具理性的意义，以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例如，对待科学问题，通常把科学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如有学者所说，已不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是“作为一种规律教条来接受”，这正是雅斯贝尔斯所批判的现代“科学迷信”(Supersition of Science)。目前，社会上对待经济问题的看法，也颇类似，值得注意。 有人寄托于科学来建立新道德，也有人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来改进道德，认为贫困就是罪恶。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似乎表明，科技与经济在带来福祉的同时，并不必然地带来善。各种不道德的，甚至丑恶腐败现象仍然大量存在，道德问题没有因为科技经济的发达而减少。但我也并不同意有些人因此而旧梦重温，追怀往昔，指责财富增长带来了罪恶和道德滑坡。我只是要说明，科技，经济等工具理性活动，是中性的，它不应该对道德问题负责。道德的善恶只能从自身的文化理性中去寻找根据。近现代中国反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过失，就在于它对传统进行嘲弄和勘落的同时，截断了返回道德形上学的文化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