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繁荣 伦理学繁荣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它是道德研究内部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汇合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从现实社会的道德实践中，从传统遗产的精华承续中吸取自己成长的营养，还要向同一时间坐标轴的域外研究成果借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伦理学建设的繁荣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认为代表世界两大极道德理论状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当代西方的伦理学说，从事实上看是相互交撞，融合影响，在逻辑上讲也能彼此综汇补短取长。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兴盛，无疑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提取营养，这是道德进步的实践动力；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则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研究和反映当代社会问题的西方伦理学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现实的、革命的道德实践理论。它既有经典性，又有当代性，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道德问题，而且对于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的道德状况和资产阶级道德学说也应认真分析批判，吞吐百家，综汇熔铸，真正担负起反映时代精神、引导社会道德进步的历史使命。 借鉴的前提是所研究的外在文化有其可共享性、可比较性。我们进行思想借鉴的根据就在于某一思想家的某些思想内容、思维方式、思考角度、所提的问题对我们有所启发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并无中外之分，哲人亦无古今之别。正如我国一位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所言：“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哲学家或其他重要思想家，科学家等等，都即是属于他本民族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①哲学交流是使哲学发展和提高，注入活力的重要原因。从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观点看，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独特的位置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每一实体都可运用各不相同的观点或过程，从他所特有的角度去观察任一实体和事件，我们的感觉经验都部分地展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而世界中的每一个体都只是以其背景为根据，具有它的总体关系的特征。 一种理论，不可能孤立地生长，总是需要从周围的环境氛围中吸收新鲜养分，经过自己的加工吸收，才能茁壮成长。一种异质文化的传入，必定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过滤与筛选，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在本民族中汪洋恣肆。这就涉及到评价、选择、吸取、重建的标准等问题，涉及到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涉及到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扬弃的规律性问题。 借鉴的模式——视角转换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同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辩论中，在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种“左”右倾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久经考验，取得了胜利，确立了主导地位，成为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建国后，仍面临着肃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毒，真正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因而对包括西方伦理理论在内的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及时的，为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也曾有一段时期，旨在全面否定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大批判”违背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缺少了马克思当年对待资产阶级精神遗产的那种虚怀若谷、敢于批判吸取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80年代以来，我国伦理学研究得以恢复，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于西方伦理学的评价，敢于说某个具体论述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具有某一方面的启发，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不断有所进展，材料渐渐充实丰盈，了解逐步全面。但是对于西方伦理学某些已成熟的、已有相当研究成就的理论在我国伦理学中仍是薄弱环节甚或空白，在汲取西方伦理学优秀成果方面，显得过于胆小慎微，踏步不前。 究其原因，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的理论必定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必定是反（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有错误的”这一非此即彼的思想怪圈。其实，当代西方思想家虽然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思想却不必然都是只适用于资产阶级。人类生存面临着诸多根本性的问题，譬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人与自我的冲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科技进步与人性全面发展等等，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具有本体意义的问题。西方思想家大都是对之进行郑重而严肃的思考，并以提升人的境界为己任的。因而他们的一些成就尽管带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总有某些有益于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因素的。对于其伦理学理论，如延及各种领域的应用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探讨，对伦理学本身的逻辑思考和元伦理研究，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内在结构本身进行的分析，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进程的反思等等，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参考、吸收、利用的地方。那么，什么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方法，现在应实行哪些研究侧重点的视角变化和借鉴模式的转换呢？ （一）从定性批判到揭示内蕴的理论价值 我们对西方现代伦理学的研究，大都是在评介时将其归结定性为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泛意识（或无意识）学说，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反动的、虚伪的，等等。毋庸置疑，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西方的伦理学说，肯定会有种种纰缪缺陷、偏见甚至反动的内容，但仅仅停留在口诛笔伐，指出其不如马克思主义高明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还应着力从他们的学说中来探察对我们的新启发，看看他们把握了时代提出的哪些问题，看看他们独特的角度，特别的方法，富有个性的哲学思考方式，观察世界、社会与人生的特殊侧面，内蕴了什么样的理论价值、精神营养，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如果不是抱有这样的意图，运用这样的研究模式，那就只能是狭义的批判模式。这种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开放、发展的特性。倘若连正视西方现代伦理学说的勇气和胸襟都没有，那就不是负责任的理论研究，没有真正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繁荣、与世界各种学说进行直接的交流的重任。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哲学讲坛上以其科学性、正确性，被认作世界文化中富有健全理性精神的宽容态度和开放特性的、赢得严肃哲学家尊敬的哲学。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现代社会发展的多极状况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既然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存在，总有其存在的理由，有其合理的因素，有其值得借鉴的方面，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可以共容的。吸收异己的经验和思想，不仅需要自己有坚定的立场，毫不含糊的原则性，而且也需要探求的勇气和宽容的精神。我们在承认自己探讨真理的权利之时，也应承认他人探索真理的权利和获得真理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对西方学说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从个别论述的肯定到整体文本的启发 以前我们对西方伦理的研究，是在总体批判的模式下，肯定在某一种学说中有某一具体的论述可能具有某些合理因素，但其结论、原则与方法则是错误的。这样做的结局，只是在人类文明的矿山中寻找出符合或接近马克思主义个别论述的片言断语，这样筛选过滤的“成果”，最多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所已达到的认识成就。这种研究模式，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外界可资借鉴的大量富有启发性的新鲜内容，导致停滞和僵化，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活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最终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西方学术理论的整体价值，作为系统的、全面的、反映西方现状和特殊性的学说，以及作为当代人类社会一般性的学说给予我们什么启发。这样作并不是指一定要从整体上肯定（如果正确的话也不妨如此），而是要强调：某一因素倘游离于整体之外，恐很难获得其本真的、恰如其分的理解。美国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伊(Northrop Frye)提出了作为一切批评分析基础的程序：对任何作品的“基本理解必须先设想它是一个整体。尽管这样的设想常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现今如后结构主义文本的非连续性、断裂、非连续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完形的，因而整体上仍是有一种精神。——引者注），但除非我们一开始就把它当作一种启发式的原则，否则就无从下手。”②我们总是把一种理论文本与追求把握其意蕴、意义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想看到完整的伦理学，那么我们就不单涉及已明显表达出来的意蕴，还要看到以往解读者甚或作者本人所未明确描绘甚或未曾意识到的意蕴，发掘文本本身的潜在预设前提信念。不同的流派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统一性、普遍性、对称性、独创性、想象力、鼓舞性、奇特性、启示性、道德完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你可能有对任何流派所要求的这些特点的任意组合，但却没有一个好体系、好理论。你追求完美无缺的作品遍寻不得，然而综括人类文明的大集成却又可以左右逢源。 这就是从断言式、宣判式到启发式的转换。方法就在于让人们自己去使用，在运用过程中发挥个人的聪明智慧。新批评派的鼻祖T.S.艾略特在《批评的疆界》一文中指出：“我最为感激的是这样指出：一种批评家，他能使我见到前所未见的东西，或拨去我眼中偏见的云翳，使我面对面地正视着它，然后让我与他独在。从那一点开始，我必须依靠我自己的感受力、理智和智能。”③科学并不承认终极真理，某种严肃郑重的思考总是会给人们以新的启发和激励，无论是其理论包括了多么大的偏差错误，总是有它提出的原因、目的和解释，而这对每个不同的读者又可以因其不同的经历体悟而有各异的反应和理解，从而实现富有成效的转化，成为他自己力量的一部分。这种转换、吸收可以使我们理解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理解这些观点是怎样形成的，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从而最终达到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理解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责任。由于各种理论的出发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有些理论在诸多方面似乎互相对立，但却并不意味着其中某一种比另外的“更好”，也不意味着就不能彼此共容。他们可能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自然科学素以严谨缜密性著称，但光的波粒二象性却是共容的、都是正确的，这就是物理学家发现的：无论是把光看作连续不断的波还是看作一串单个的粒子，都非常有助于了解光的本质。可见，并不是所有不同的理论都必然是相互排斥的。 （三）从历时态评价到历时与共时态统一的评价 许多西方思想家认识到整个人类文明对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和当代意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看到神话具有超越特定历史与文化的特征，而具有普遍的原则意义，由此他致力于探讨原始思维和原始神话与亲族关系，以期获得对人类结构和本性的普遍把握。以往我们注重历时态的演进嬗递世系，而这只是浅表层次的现象，是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其实质则是隐藏于这些历时之中、贯串于全部过程的结构内蕴。这一深层次里，是人类精神和活动的真髓。在这种意义上，莎士比亚和康德，似乎仍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天宇之下，好的作品会使时差消失于无。“从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都是同时并存着的，并且构成一个同时并存的秩序。”④这一共时特征最直接地表现在文明存在形式的语言中：索绪尔发现语言是人类的共性，语言既有其历史的时间范围，又有其共时的结构属性。 历时态模式的思维造成的负效应之一就是，在我们的哲学史伦理史分析中，过多地进行一种公式化的历史考察：古代朴素的思想，有进步要求；中世纪则一直被宣布为“黑暗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既进步（因而有唯物主义）又保守、妥协、反动（因而有形而上学片面思维，二元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现代则一点进步性也没有了，因为资产阶级已腐朽没落丧失了革命性。具体到现代伦理学则是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上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颓废的情绪，资产阶级传统的道德理想破灭了。原来积极向上，崇拜理性，强调道德与科学进步相一致的乐观信念不见了。对这种“历史感”的滥用，就是把对道德遗产的态度死板化，最终丧失了本真意义上的“历史感”。共时态则不受这一囿见的束缚，把古往今来的道德理论都进行比较研究，重点不在描述复原其历史轨迹，而在于对这种文本的“客观的”多种涵义真实地表达出来，挖掘出来。 任何时候的知识、理论系统不过是代表了当时最符合逻辑的对现实的解释。这些解释应当被放回到该历史时期去评价。这是历时态的逻辑合理性根据；但它们却也蕴涵了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因子，这些内层的精神财富对无论何时何代的整体的人类生活都有助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迄今仍在阅读《荷马史诗》、《诗经》、《道德经》的原因吧。它们已超越了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时空的局限，而成为全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时期都能共享的意义文本了。因此，眼光不局限于以往的历史囿见，而是在理解其历史根据时也着眼于对当代的意蕴，使我们真正地达到对历史遗产批判继承的目的。 可操作性原则 方法论的转换明确之后，在具体的批判与借鉴过程中，如何与现有的本国理论相连接，如何扬弃与创新，就涉及到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在这一理论运作中，我们可以考虑到以下诸多带有普遍性、方向性的问题。 （一）鉴别遴选原则——选取的标准 各种伦理学说千姿百态，各有不同的侧重和角度，有不同的推证过程，也有不同的甚或对立的结论。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提出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不可比较性(incomparability)、不相容性(incompatibility)和不可互译性(untranslateability)。不可公度性又称不可通约性，是从数学上借用来的术语。举个例子说，如边长为1的正方形，其对角线为
，是一个无理数，对角线
与边长1之间没有共同的度量单位。哲学中借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在各理论体系中，概念、原则、结果、方法、论证、结论都是自成一体，与另外的体系大不相同，没法归结到一些最根本的一致的意义元素上面，导致了不可比较、不相容（接受一种，就要排斥另一种学说，如幸福论与义务论），名词术语不能简单对译，如牛顿的“质量”概念与相对论的“质量”概念，前者是均匀的、不变的微粒，是物质的量，与运动速度和能量无关；而在相对论中，质量则是可变的，与运动速度和能量存在密切关系。因而在使用过程中，不能互换概念意蕴，实际上是两个有着不同意义的概念。既然各体系间如此不同，那么我们在分析、借鉴、批判过程中，应遵守什么样的原则，才能达到既保留其个性、独特性，又能把它们对道德理论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参考价值的贡献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