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道德观念变革

——制度结构制衡:伦理制度建设的新思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乔法容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副社长; 刘怀玉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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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永恒而常新的话题。近几年“制度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的提出无疑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在此,我们尝试性地提出所谓“制度结构制衡论”构想,来探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伦理制度建设的内在关联问题。

       我们以“制度结构制衡论”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以下考虑或原因的:

       (1)以往关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抽象地设定经济对道德或道德对经济有什么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或者人们在争论什么样的经济利益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服务。但都忽略了一个更为现实、重要的问题:道德和经济不能作什么——即它们各自作用的界限及其相互制约性,以及经济和道德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结构下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的问题。

       (2)传统的讨论大多强调道德的意识形态性作用及其对经济利益、政治制度的依附性特征,而很少研究伦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这里一是强调伦理是“道德立法”,二是指人们遵守和践履道德,除依靠宣传、教育外,还必须重视制度管理和约束)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的相互制约、协调、平衡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伦理的制度性以及社会制度的伦理性设定等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并未引起重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对于指导研究经济与道德关系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也没有得到深入探讨。

       (3)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正在于: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低,另一方面社会公共道德失导、失范、虚无化现象相当严重,这正是两种制度的软弱无力的恶性循环所致。因此,这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需要市场制度、伦理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步进行、良性互动来解决。

       因此,我们提出的“制度结构制衡论”认为,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在实现由传统的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制度结构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制度的功能性分化与整合转型的新形势下,根本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政治、道德作为基本要素之间谁决定谁、谁服务谁、谁牺牲谁的那样一种等级制、“金字塔型”结构秩序的维护,而是如何解决新旧制度、观念之间的冲突和社会结构的无序失衡现象,从而实现经济、政治、伦理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制度主体在功能上互补、资源上互济、结构上制衡的那样一种良性循环秩序。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全面审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发的丰富的伦理思想,不难发现,他们不仅明确指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道德的阶级性、历史性和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功能,而且也十分强调道德在社会制度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既是一个观念形态概念,又是一个社会制度概念。这是我们提出“制度结构制衡论”的依据之一。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就在批判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的同时,也从社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角度强调了道德的重要作用:“资产者对待自己制度的规章就像犹太人对待律法一样:他们在每一个别场合只要有可能就违反这些规章,但……如果全体资产者都一下子违反资产阶级的规章,那末,他们就不成其为资产者了,……淫乱的资产者违反婚姻制度,偷偷地与人私通;……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而取消家庭。但是,婚姻、财产、家庭在理论上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构成资产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基础,因为它们……是使资产者成其为资产者的条件,……资产阶级道德就是资产者对其存在条件的这种关系的普遍形式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5-196页)而以批判经济决定论、捍卫唯物史观为己任的晚年恩格斯,并不是抽象地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评价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工人的非道德处境和某些表面上的道德待遇问题,而是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同上书,第22卷370页)这就充分说明,人们既不能用道德的观点来评价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因为道德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社会制度概念;也不能单纯从经济发展角度评价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经济连同它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同样应当到一个社会制度的内在结构那里寻找答案。

       此外,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也给“制度结构制衡论”的提出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众所周知,对唯物史观关于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经典论述的最流行的解释是认为经济决定道德,道德对经济具有能动反作用,这种经济决定论仅看到马克思对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理解有“要素性”还原论的含义,而忽视了“结构性”制约的另一方面内容。这里有两段人所共知的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结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所具有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同上书,第19卷22页)“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同上书,第46卷上45页)因此,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实践结构(生产方式)的有序进化和质的变革,社会存在的深层本质是由实践所构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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