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现实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一种经济伦理的支配，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这四种形态的经济伦理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包括文化的、法律的、道德的方面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就生产伦理和交换伦理的历史生成及其精神内涵作一分析和考察，并就如何塑造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精神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来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观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生产力的提高，反映在历史主体身上的经济伦理精神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及其价值观，特别是他所倡导的入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大无畏气概，一直是鼓舞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精神动力，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虽然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同上），但他并不向这种“命”低头，而主张自强不息，奋斗不已。他在回答主张消极无为避世隐居者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此言的隐意是，人类总不能退回到山林中与鸟兽同居，如果天下不需要改变，大自然不需要改造已经合理了，那么人类生存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作为呢？孔子责难那些隐者“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同上），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孔子看来，要成就一项事业，就必须有堆土成山的顽强意志：“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孔子的这种“可为”和“堆土成山”的顽强意志和进取精神，对于形成我们民族改造大自然的生产伦理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中国古代思想家把“以农为本”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性经济纲领，这一方面适合于当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为造就当时人们勤奋耕作，不怕艰辛的生产伦理提供了可能性。《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邵缺的言论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之说是“五行”观念的基础上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三事”之说则指端正品德，便利器用，丰富生活。综而观之就是提高物质生活（利用、厚生）和精神生活（正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经济与伦理的价值天平是向伦理一边倾斜的。“正德”优先于“利用”、“厚生”，从事生产必须以伦理（正德）为先导。春秋时期除了“三事”说外，还有“三不朽”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功”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但它也是置于“立德”之后。《易大传·系辞上》载：“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下》载：“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伦理的“崇德”不仅高于经济的“利用”，而且成为经济（利用）的目的和导向。 孔子“先富后教”（《论语·子路》）的言论似乎首次把经济置于道德（教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教育）之先，这一思想在孟子和管仲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孟子在向齐宣王讲述其“仁政”思想时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也是在讲以经济—伦理为序的“先富后教”。管仲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把“富民”，作为鼓舞人民从事物质生产的根本措施和治国之策，如果说“富民”只是物质刺激层面上的东西，那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济伦理更注重唤醒人们的精神动力。墨子“非命”论可看作是孔子“可为”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被梁启超誉为“思想界一线曙光”的“非命”论对“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命定论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墨子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的成功与否不是命定的，其决定因素是“力”和“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逐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墨子·非命》）“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升粟，而不散怠倦者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同上）鞭鞑怠倦和懒惰，力倡“力”和“强”的精神斗志投身于农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是墨子“非命”论的精髓。在这一点上墨子与孟子也是相通的。孟子认为，“大丈夫”要完成“经世济民”的大业，“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要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之，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的气概去实现“经邦”和“济世”的大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开始萌芽生长，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由“以农为本”向“工商皆本”的转型。这一转型使中国商业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但中国毕竟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决定了它必定是一种道德优先的文化，而道德的时代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特殊情况就是把道德绝对化和僵化。宋明理学时代这一现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二程陆王的心性之学把道德奉为万古常新、四海皆准的真理和至高无上的神灵。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把道德由绝对变成相对，应当淘汰旧道德的落后消极因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宏扬积极进步的因素（义然后取，先义后利），把“崇德”和“崇生”（重生产、重生计、重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塑造现代中国经济论理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