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利价值观念与现代化

作 者:
龚群 

作者简介:
龚群,1956年生,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在职博士生。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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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社会生活的非功利化为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功利化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我国现代化的启动在价值观方面的重大征候就是功利价值观念日益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但是,非功利价值(精神价值)和功利价值都只是人类本性需求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既要借助功利价值的杠杆作用,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化,又要克服张扬功利价值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达到功利价值(利)和伦理道德价值(义)的双重实现,使两类价值观念双重并行。

       【关键词】 功利 功利价值 非功利价值 现代化

      

       一

       我国正处在一场全面趋向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中,价值观念领域里的重大征候就是功利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和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面对现实,我们完全可以说,功利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一基本价值观念。

       功利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是(世界)现代性意义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当代体现。西方的近代史发韧于以人性否定神性,以人道对抗神道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人道主义思潮则是内在地包含了为人的感性存在、感性幸福辩护的功利主义思想。英国经验主义思潮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价值中心就是强调人的世俗现实利益及感性幸福、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世界现代化的追求开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即以机械化为动力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中世纪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在价值观念上,则是以18、19世纪成熟化的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为标志。以个人感性幸福为基础的功价值思潮成为与现代性同日而语的主导思潮。

       日本的现代化追求始于明治维新。明治时代的思想家,无论是西化式的思想家(如福泽谕吉)还是传统保守的思想家、实业家(如沼泽荣一),都自觉地清算了日本思想界久居主导地位的、贬斥功利追求的“朱子学”。在把功利追求与振兴实业经济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启动了现代化。

       我国自80年代以来思想界的理论风云,一个重大的脉络走向就是从人道主义大讨论发端而开始了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而演化至90年代初,则为功利价值观念蔚为如潮。在某种意义上,急骤地走过了西方价值观念三百年来的变迁史。在社会实践上,则是实践主体的物质性等利益需求从被极“左”政治观念否定、批判和抹杀的社会地位跃迁到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下的重新肯定,并从正面赋予它政治的和道德的意义。物质性需求成为意识形态关注的焦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长期被“左”的意识所遮蔽了的功利关系,在实际利益原则作用下,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价值关系日益发挥其制约及规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的社会职能。

       现代化启动于对前现代的非功利性之揖别。非功利化是前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中国传统社会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征。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社会经济主体,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本社会关系。为这种社会机制所孕育的传统伦理文化,以长幼有序的人伦关系为本位,并从家族宗法等级关系推演至君臣关系,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融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在价值关切上,则是“内圣外王”,个人道德上的内在培养始终处于价值需求的中心位置上。对伦理道德价值(义)的关切压倒了对事实的认知和对功利的需求。自从孔子以来直至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主流都是重义轻利、乃至崇义贬利。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社会变革不断发生,这一文化传统也不断演变,甚至有了衰变,但直至本世纪70年代,重义轻利仍是主导性价值观念,这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延续性,更重要的是,产品经济乃是一种“半自然经济”,而计划经济体制则使得具有传统性质的价值观念得到新的社会体制的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意义上看是这样一种伦理型的政治体制,它强调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乃至某种依附性,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传统的在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政治关系的现代蜕变。市场经济打破了这种纵向的上下依赖关系,建立起以市场为机制,以个体(或经济主体)为本位的经济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伦所属关系演变为平等竞争关系,纵向结构趋为横向结构,从而导致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竞争、等价交换、利益原则成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人们的精神取向从重德(义)主义转向重才能和重功利。能力、功利取代德性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德性就是力量”的逻辑就演化为“能力就是力量”,乃至“金钱就是力量”。

       由此观之,价值观念转化的根本社会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国及变革前的苏联、东欧等国都曾试图避开市场经济以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实践证明,这种社会战略并不成功。而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运行来说,价值观念的功利化或者说功利价值观念提供了价值观念上的支持和保障。现代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因,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离开了利益杠杆,现代经济秩序显然难以建立。现代企业的效率机制,就是广义的功利价值的体现。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经济的高效运作,因而现代社会经济在深层次上受到功利价值及其观念的制约。

       然而,功利价值观念对社会的作用又是双重的。毋庸讳言,伦理精神价值(义)伴随着功利价值及其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跃迁而跌落;而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又可谓“明鉴”。在功利价值的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曾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概括为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受功用理性支配的理性化过程。功用理性注重功用、利益、成功和效率,盘算如何在实际活动中获得最大利益,权衡利害得失而采取最有利的手段,功用理性的片面强化,一方面既产生了支配经济管理、支配科学技术和控制自然与社会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则致使西方社会处于社会理性自身分裂的状态,即功用理性与强调道德良心、职责、义务的价值理性的对立冲突,并且,前者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呈现压倒后者的趋势。同时,在这种价值趋向及功用理性的作用下,控制自然与社会的技术及物质力量又转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巨大异己力量,人的自由和价值因此而消解,技术专制、普遍商品化,人的一切关系被归结为功利关系、金钱关系。因此,随着现代化的到来一个严峻的价值观念问题就是道德失范及伦理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贬抑。而这与前现代社会是正相反对的。我们怎样认识价值观念在历史领域里的这种悖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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