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伦理文化最浓重的国家，其深沉的伦理文化不仅覆盖东亚，而且辐射南亚及其周边国家。这种传统伦理文化曾经是构建中国社会的基因和维系中国人感情的精神纽带。孔孟儒家制作的以“崇义抑利”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是自然经济农耕文化的产物，对封建社会的秩序起了调适与稳定作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功利主义为基调的新伦理学兴起，是充满竞争活力的商品经济工业文化的结晶。康有为生当中国社会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亲历中西文化冲撞的大环境，他对比中西，较量得失，深感传统的伦理观念窒息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出了“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恭尔，中国不振”①的叹息。他在清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遗产过程中，注意吸收西方进步的伦理文化，在融合中西伦理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功利主义文化观，使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发生了近代转向，在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从“性无善恶”的自然人性论推导出天生平等的伦理观 康有为十分赞赏孟子民主思想的元典精神，但明确不赞同孟子的性善论。他说：“吾质于命性者，异孟子。”②康氏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却赞成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判定告子的论断“在诸儒中盖近理矣。”③康有为解释说，人天生的本性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一种气质，他说：“夫性者，气质所发”④；又说：“实则性全是气质。”⑤事物的性即气质，人的本性全是气质，既不善不恶，又可善可恶，犹如湍水，可以向东，也可以向西，善与恶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故善与恶不是人的本性。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必都能成为米；性虽出善，而性未必都能成为善。康氏对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作了新的解释，他认定天下的人生来都属于同一类型，性是相近的，人与人相去远近，在于所习不同，标识习有本于家庭、师友、乡土、风俗的不同，相去虽远，而人类天生的本性是相近的，从而得出人的自然本性是平等的结论。 针对孟子“性善论”把人性区分为善恶，即把人分为高低贵贱的预设，康有为主张“性无善恶”论，正是为了论证“人命无贵贱”的题旨。他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传统伦理文化观的底牌翻过来，走进了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近代天赋人权的伦理文化轨辙。康氏关于人性先天无善恶的新观念，触及到“性善论”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为资产阶段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观念披上了中国伦理文化的外衣。他多次申辩，人天生是平等的：“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⑥ 既然人生来是平等的，性情的美恶，才智的高下，都是后天形成的，因而对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孔子把上智者与下愚者的区分归结为体脑差别是不妥当的，而把上智者视为“不为恶习所移”，“德性坚定”者，下愚者视为“不为善习所移”，“性质顽固”者。孔夫子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称为“上智”，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看成“下愚”，康有为则把不受社会恶习影响美德坚定的人称为“上智”，把不接受社会善习教育顽劣不化的人看成“下愚”。孔子强调人性先天性的差别不移，康氏指出人性后天性的学习可改，肯定了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可塑性，相信人类社会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性也会优胜劣汰，不断自我完善，他断言到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则人人皆成上智，而无下愚矣。”⑦ 康氏“性无善恶”的人性论，虽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库中演绎出来的，但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人性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就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得出人是天生平等的结论，他说：“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样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⑧康有为与薄伽丘上下相距五百年，东西相隔几万里，但从他们的言论来看，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资产阶级为了在自由竞争中取得平等地位，都需要举起人文主义的思想武器，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猛烈冲击，争取自己公正平等的生存空间。 二、通过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引渡出“去苦求乐”的人道原则 人性的本原来自人的欲望，人欲是天然的人性，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康有为指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⑨凡人皆有食味、别声、被色的欲望，这些人的基本欲望是天生的自然属性，无师自通，不学自会，无待于学也。对于人欲的态度，康氏反对程朱儒学的禁欲主义，认为天生的人欲是合理的欲望，应该得到满足。从表层上审视佛教徒六根皆净，所谓“最无欲”，其实是为了满足其保守灵魂之欲，程朱儒家所谓圣人“最无欲”，也是为了满足其仁义之欲。如果一个人万念俱灰，万欲俱灭，必定失却灵魂，不过是行尸走肉，与死无异。 人欲发出一种冲击波，赋予人性以生命的活力。人类勤奋劳作，创造物质财富，提高了人类物质的享受；人类制礼作乐，创造精神财富，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康氏为认为人欲是人类发展的驱动力，人的性欲繁衍子孙后代，营造亲属关系与人类社会；人的食欲引发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明创造；人欲导致激烈竞争，为调节人际关系，古圣先贤创造出伦理哲学、文物制度及诗礼文章等文化现象。人的善恶之性，仁义之伦，喜怒之情，都是从人欲孕育产生出来的。人天生的食味、别声、被色的欲望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追求张力，当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会产生爱、喜、乐的喜悦。反之，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便产生恶、怒、哀的情绪。在欲望得不到满足又十分痛苦和惧怕的情况下，儒家提倡用一个“义”字来强行压抑人的天然欲望，采取节制的行为规范。这里康氏把“爱——乐——善”与“惧——恶——义”联在一起加以对比，认为封建的义理是人们惧怕社会恶势力不得不采取的克制自己本能的行为。这是宋儒对人欲的无情压抑，对人性的严酷摧残，是一种“反乎公理”有悖人性的恶行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