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中叶至清中叶，特别是明清之际，由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产生，随着宋明理学的衰颓及其“空虚之弊”的暴露，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的实学思潮，并且在同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末流的辩论中，逐步成为十六至十八世纪学术发展的主流。我们把这股以“黜虚崇实”为基本特征、以揭露封建社会各种弊端和批判理学末流“空虚之弊”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思潮，称之为“明清实学思潮”。 “明清实学”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范畴。它几乎涉及到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明清实学在伦理思想上具有什么时代特征呢？换言之，明清实学思潮对于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什么深刻社会影响呢？这是中国学术界需要探索和研究的新课题。 经我近年来的初步探讨，宋代理学伦理思想在实学思潮影响下发生了三方面转变：即由性二元论向性一元论的转化，由空悟虚静之论向实修论（或实功论）的转化，由道德空谈论向道德实践论的转化。这些伦理思想的转变，充满着由虚返实的时代精神，是明清实学在伦理思想中的具体反映。它既体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要求，又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一 在人性论上，由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向明清实学的性一元论转变，实际上也是由虚性论向实性论的历史转变。 人性问题，是一切伦理道德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探讨明清实学的伦理思想，亦应从人性论开始。 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经过对韩愈的性三品说的辩证否定，提出了“天地之性”（或者叫“本然之性”、“天命之性”等）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的观点。性二元论创始于张载，发展于二程，大成于朱熹。所谓性二元论，依照朱熹的说法，即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是“纯粹至善”的；“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故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这种性二元论，由于从本体论上说明了人性善恶的来源，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人性理论。 但是，随着明中叶以后实学思潮的兴起，这种僵化了的人性理论，便不断地受到实学家的批评。实学家根据元气实体论思想，提出“气质之性”的一本之说，反对程朱的性二元论。他们辩论的焦点，是肯定还是否定“天地之性”的存在问题。在实学家看来，只有气质之性是真实的，离开“气质之性”的“天地之性”是虚构的，“天地之性”在“人生而静以上”（或“人生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天地之性”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在人性本源上对性二元论所包含的虚无主义的否定。所以，性二元论与性一元论的辩论，实际上是关于心性本源问题的“虚”与“实”的辩论。 他们如何揭露与批判宋明理学的性二元论的虚无主义本质呢？ 第一、实学家认为，“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高拱《问辨录》卷八）离开气质之性的天地之性是一种虚无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天地之性就存在于气质之性中，气与性是“一贯之道”，“气”是人性的唯一本源。 王廷相(1474-1544)从他的元气实体论出发，主张“性生于气”（《雅述》上篇），极力排斥“天地之性”的空洞说教。他说：“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余以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得相离者也。”（《答薛君采论性书》）这就是说，从气言性，则性是实性；离气言性，则性“与虚同归”，性是虚性。 吴廷翰(1490-1559)主张“性气一物”，认为性即是气，气即是性。他论证说：“盖人之有生，一气而已。朕兆之初，天地灵秀之气孕于无形，乃性之本；其后以渐而凝，则形色、相貌、精神、魂魄莫非性生，而心为大。其灵明之妙，则形色、相貌有所宰，精神、魂魄有所寓，而性于是乎全焉。”（《吉斋漫录》）卷上）他还立足于“性即是气”的思想，尖锐地批评了程朱“以理言性”（或“性即理也”）的错误观点，指出：程朱“以理言性”，是把气与性“分明把作二物”，“若如予说，则气之凝聚、造作，即是理；水清水浊，即是性。如布唤作布，其丝缕经纬错综，则是理；如树唤作树，其根株、枝干、花实，则是理。故言布则即布是性，言树则即树是性。若曰所以为布，所以为树，乃为理、为性，则叫人于布之外、树之上寻理、寻性，哪里去讨？推其类，必有超然一物立于天地之先以为理，烁然一物悬于形气之上以为性，终属恍惚，终属意见，近于异说矣。”（《古斋漫录》卷上）吴廷翰从“性气一物”出发，认为“性一”而非“性二”，即认为“凡言性，则已属之人物，即是气质”（同上），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所谓“天地之性”。从理言性，则性“终属恍惚”，只能是一种超乎于天地之先、悬于形气之上的空洞之物。 高拱(1512-1578)亦反对程朱“分性为二”的做法。他批驳说：“人性则形色完而天性具，气与理即存也；死则形色毁而天性灭，气与理俱息也。是气即是理，理即是气，不得以相离也。而宋儒乃分而二之曰：有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夫性一而已，将何者为气质之性？又将何者为义理之性乎？且气质之性，谓其杂于形气者也；义理之性，谓其不杂于形气者也。然气质之性，固在形气中矣；而义理之性，乃不在形气中乎？不在形气之中，则将何所位著乎？盖天地之生人也，赋之一性，而宋儒以为二性，则吾不敢知也。”（《问辨录》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