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定的生产伦理和消费伦理精神都是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并与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由于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伦理观。考察中西方生产伦理和消费伦理的形成发展及其精神内涵，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经济伦理遗产，借鉴西方经济伦理中的积极成分，有助于形成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伦理观。 【关键词】生产伦理 消费伦理 经济伦理 目前，经济伦理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和哲学界的热点问题。社会舆论对我国企业界新经济伦理观的形成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是市场经济走向规范化的必然。如果从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考察，那么“怎样赚钱”就从属于生产伦理，“怎样花钱”就从属于消费伦理。本文就生产伦理和消费伦理的历史生成及其精神内涵作一分析和考察，并就如何塑造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运作相适应的新经济伦理精神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和振兴的背后，总有一种作为动力和规范性的文化力因素在起着推动和价值导向的作用。这种文化力因素就是该国家和民族在它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与一定时期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伦理或曰工作伦理精神。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物质生产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从事物质生产的精神气质和生产伦理。它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在历史主体身上的经济伦理精神也不断丰富。在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优秀伦理遗产，借鉴西方经济伦理中的有益成分以塑造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精神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及其价值观，特别是他们倡导的入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大无畏气概，一直是鼓舞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精神动力，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责难那些隐者“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孔子看来，要成就一项事业，就必须有堆土成山的顽强意志：“譬如江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 中国古代思想家把“以农为本”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性经济纲领，这一方面适合于当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为造就当时人们勤奋耕作、不怕艰辛的生产伦理提供了可能性。《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郤缺的言论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六府”之说是“五行”观念的基础上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三事”之说则指端正品德、便利器用、丰富生活。综而观之就是提高物质生活（利用、厚生）和精神生活（正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经济与伦理的价值天平是向伦理一边倾斜的。“正德”优先于“利用”、“厚生”，从事生产必须以伦理（正德）为先导。伦理的“崇德”不仅高于经济的“利用”，而且成为经济（利用）的目的和导向。 孔子“先富后教”（《论语·子路》）的言论似乎首次把经济置于道德（教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教育）之先，这一思想在孟子和管仲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孟子在向齐宣王讲述其“仁政”思想时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也是在讲以经济——伦理为序的“先富后教”。管仲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把“富民”作为鼓舞人民从事物质生产的根本措施和治国之策。如果说“富民”只是物质刺激层面上的东西，那么中国文化传统中总体性的经济伦理更注重唤醒人们的精神动力。墨子“非命”论可看作是孔子“可为”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被梁启超誉为“思想界一线曙光”的“非命”论对“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墨子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的成功与否不是命定的，其决定因素是“力”和“强”。“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命哉，故以为其力也。”（《墨子·非命下》）“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散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同上）鞭鞑怠倦和懒惰，力倡以“力”和“强”的精神斗志投身于农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是墨子“非命”论的精髓。在这一点上墨子与孟子也是相通的。 诚然，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儒家文化传统必定是一种道德优先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把道德由绝对变成相对，应当淘汰旧道德的落后消极因素，宏扬积极进步的因素，把“崇德”和“崇生”（重生产、重生计、重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塑造现代经济伦理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根本出路。 生态伦理是生产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哲人有关生态自然的美与善的思辩性阐释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它是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大智慧。庄子说的“天籁”之“自然之道”，是指作为整体的宇宙，大生命运动的总规律，它应该是和谐完美的。古代哲人的自然美意识是从有利于生命的善的方面展开的，“善”成了审美意识的核心。孔子赞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的“仁民而爱物”，把“爱物”看成是仁义之行和美德。一切“善”的都是“美”的，凡是美的，也必然是“善”的。爱护大自然，爱山爱水本身就是“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修养过程。要使人和自然的关系进入和谐状态，就必须用科学、道德、审美的态度去实现真理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统一。换言之，使掌握世界的两种尺度——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得到真正的统一，使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达到最佳和最理想的状态。因此，自由的概念本质上既体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又体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塑造当代生产伦理精神具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