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从道德作用、道德标准、道德修养三个方面，论述了孙中山和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相通之点和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合理地说明了毛泽东对孙中山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指出孙中山伦理思想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孙中山先生虽然没有留下关于道德问题的专门论著，但在他的众多文稿、讲演和函札中，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十分全面的论述，并富有创造性的见解。作为“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毛泽东，对于孙中山不仅十分敬重，始终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且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就吸取了孙中山伦理思想中不少有价值的合理因素，并使之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本文拟通过比较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道德作用论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认识到了道德对国家、对政党的重大作用。 孙中山认为，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必须要求国民具有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能不能强盛，能不能长治久安，与国民道德水准的高低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从回顾分析中华民族和欧亚各国几千年盛衰变迁的历史发展过程入手，论证了道德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②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历史上保持强盛的地位，原因就在于中国是四千余年的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民族高若干倍。因此，他提出：“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我们“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③。“有道德始有国家”，把国民道德水平的高低与国家的盛衰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孙中山关于道德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的基本观点，也是他重视道德的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同时，孙中山也看到了道德对于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个政党能否得到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政党所属成员的道德和智能的高低。他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④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教育革命党人，作为革命的政党，要保持其尊严的地位，达到利国福民的目的，除了所持政纲应合乎时势之需要，合乎世界之公理外，“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⑤。在他看来，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则“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这种“无道德之政党”，一定不能“长久存在”。⑥相反，革命政党只有道德高尚，才能够“坚社会之信仰心”，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求发达”，“求长久”。在这里，孙中山把政党本身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与能否建立群众的信仰直接联系了起来是富有远见的。这也就是说，只有政党本身道德高尚，作风正派，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和指挥力量，才能得民心。因此，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中，孙中山特别重视政党自身的道德建设。 可见，对于道德作用的认识，孙中山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在强调道德重要性的同时，也存在着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现象。例如他说：如果“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使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则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价值日高，则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说，自消灭于无形世。”⑦这样的认识，就不利于人们正确把握应该怎样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赢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由此也将造成消极的甚至是恶劣的结果。所以，既要充分认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又不能片面强调甚至随意夸大这种作用。 毛泽东同样认识到了道德对国家、对政党的重大作用，并对此作了更为深刻的考察和阐述。20世纪初年，毛泽东之所以对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局面深怀忧患，并视之为当时中国的“危险”所在，就在于他看到了道德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作用。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他把道德革命、伦理启蒙视作解决救国救民根本问题的大本大源，决心通过改造道德来改造人心与社会，把伦理革命视作比政治革命、技术革命更为根本的治国方略。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⑧他把改造伦理学，进而改造人心重铸民魂国魂，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显然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但由此也可见他对道德使用的重视，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不仅仍然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而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道德的社会作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国民特别是军人道德品质的高下与中国革命的成败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即使在战争环境，仍不忘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则把国民道德水平的高低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共产主义道德，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学雷锋、学焦裕禄的活动，使全国人民的道德觉悟和道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道德基础。 毛泽东不仅认识到了道德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而且看到了道德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在谈到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时，也明显地表达了与孙中山类似的思想。他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问题，强调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在政府工作中”、“在民众运动中”等各方面，都应成为“模范”，他们应该“英勇作战”，“遵守纪律”、“言必信，行必果”，应该“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应该“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既能“实事求是”，又有“远见卓识”。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⑩毛泽东把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道德品质状况与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状况、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联系起来，表明他对政党道德的重视。因此，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非常注重政党自身的道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