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儒家经济伦理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最终被确立为正统思想，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经济伦理、商业伦理则被视为异端，备受轻视和限制，其生存和发展步履艰难，历尽坎坷。尽管如此，民间经济伦理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渗透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关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书，它们闪耀着我国民众的智慧之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不仅开创了史学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而且堪称反映当时民间经济伦理的代表作，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支奇葩。挖掘和发扬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观是建立在其人性自利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 应该看到，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虽然已经开始确立其官方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时人的影响并不那么深刻，百家争鸣的遗风犹存。因此，在司马迁的思想源渊中，既接受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推崇诗书礼义，又崇尚道家的无为和法家的功利思想，具有融合儒、道、法三家思想的特点。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司马迁深受黄老学派和荀子的影响，认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好利求富。他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其目的都是逐利求富，“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骞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推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同上）这段议论是奔放而深刻的。抑制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安贫乐道，是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说的一贯主张。司马迁视这种主张为虚伪的说教，充分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从普遍人性的高度加以论证，为普通百姓的求富行为寻求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在司马迁这里，追逐富利的行为是直接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人性自利论也不只是单纯的哲学人性论，而是作为一种经济伦理思想贯注到了人的行为中。因而，不可将其与一般的人性论等同视之。 人们追逐富利的天性不仅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杠杆和动力，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司马迁考察“古今之变”得出的结论。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社会上农、虞、工、商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各自勤勉其业，并非圣人实行政治道德教化所使然，而是由人的自利的天性所推动和驱使的，即“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是一种“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史记·货殖列传》） 既然趋利逐富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应该怎样对待人们的这种自利行为？如何把人的自然本性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呢？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的经济伦理观。他指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按照司马迁的逻辑，既然趋利逐富是“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自然本性，那么，人的自利行为也就不是恶的，相反，它还应被视为社会经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有力的动力机制。因此，司马迁从自利的人性论出发，必然得出“善者因之”的经济伦理观。他的基本主张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使之各任其能，竭其力，人们就会各得所欲，民富而国强，这种放任自由的办法，是最聪明，也是最好的办法；其次是因势利导，进行教育，而加以人为的压抑、限制，并与民争利，损害人民的利益，则是最不可取的，必然导致人民怨声载道，社会动荡，历史倒退。他还批评了輓近之世的做法，认为“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同上）激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与民争利的禁榷制度。 可以看出，司马迁在人性自利论基础上提出的“善者因之”的经济伦理观，具有许多合理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在我国古代的伦理学说中，达到了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最深刻的了解，充分意识到了利欲、个人利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二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头足倒置的，不是经济决定着道德，而是道德准则决定和制约着经济，它坚持以伦理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经济生活，倡导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来者”而为现实服务的气魄，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颇具叛逆色彩的观点。他认为，物质财富、经济状况与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社会的道德状况、风尚习俗也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可以做到致富成仁。 首先，在社会变革时期，经济财富的作用远比道德教化的作用强大。司马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兼并的时代，人们“贵诈力而贱仁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仅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国民财富的状况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前途，其作用非道德教化所能比拟。齐国在齐桓公时期的强盛和秦后来统一六国，主要是依赖其经济优势，而非道德教化。“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史记·平准书》）也就是说，通过发展生产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是齐、魏国力强大的基础。同样，对于秦统一六国，人们多是从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考察，司马迁则指出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移风易俗，兴修水利，使关中成为沃野，民富国强，所以，“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