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的道德变迁史上，自由主义道德曾是一股强劲的力量，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它是与儒家道德“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它又与儒家道德、社会主义道德“三分天下”。正是这三种道德之间彼消此长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近现代中国道德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因此，反省中国自由主义道德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道德变迁的历史规律，以及中国道德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 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大都未能保持其伦理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但作为一种对近现代中国的道德变迁发生实际影响的观念和价值模型，自由主义道德仍有其前后一贯的核心和基本框架，这就是： 1.个体本位主义倾向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几无例外地都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幸福，伸张并肯定个性的价值，充分肯定自利自救或自我实现的合理性。中国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严复，就把个人自由视为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根源，主张既不“损人利己”，也不“损己利人”。梁启超则提倡合理的利己主义，认为“生人之大患，莫甚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①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胡适，大胆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大益的为人”。②鲁迅批判了中国那种抹煞个性、党同伐异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视“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之第一义”。周作人亦认为，“中国所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③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个体本位主义的倾向，使中国自由主义道德与儒家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根本区别开来。 2.视个人为“实”，社会为“虚”的倾向 中国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个人是实体，社会国家是“虚位”，离开个人，社会国家即化为虚幻的乌有；社会（国家）的利益只有还原体现为个人利益，方为真实和有意义；谋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即是为社会谋自由和幸福，个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其终极目的。梁启超说“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④陈独秀则提出“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因为“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无非“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社会利益“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⑤胡适公开主张“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更是为国家争人格！”⑥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多倾向于认为个人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社会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 3.道德上的西体中用论倾向 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特别是儒家）道德，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以开放的心灵拥抱西方近代道德。他们不仅认为作为价值规范的传统道德不如西方道德合理，而且中国国民的道德水准亦低于西方公民。严复、梁启超对传统道德就颇多微词，认为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表现不佳，主张输入西方道德以改造民德。陈独秀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奴隶道德，认为“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⑦胡适干脆直接了当地说“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⑧鲁迅则以近乎绝望的心情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虚伪、冷漠、自私、残酷、愚昧、麻木……在他看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所谓中国历史，不外由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样两个时代构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⑨因此，对传统道德不仅要破坏，而且要“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⑩以全盘开放的“拿来主义”态度，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以改造中国国民的国民性。 4.科学主义倾向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强调科学和知识的重要性，重视民智的开发和科学的普及，认为科学方法是解决道德问题的重要手段，知识的普及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和改造国民性的有效途径。严复把“开民智”作为“新民德”的前提，梁启超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11)医治中国思想界内容贪乏、求学问之路被堵塞的病根，“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12)陈独秀把科学列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之一，认为只有科学和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3)在20年代的“科玄论战”热潮中，胡适坚定地站在科学派一边，为科学派辩护，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同样，鲁迅也认为，要医治中国这个“不长进的老大民族”，使之由弱变强，唯一的良方就是科学。而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高低与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呈现为正比。他们批判了那种认为西方以物质文明取胜、中国以精神文明见长的观点，认为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正是其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中国物质文明的贫乏正是其精神文明低下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