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当前中国复杂的道德现状，借助于“爬坡”或“滑坡”一类形象化的语言似乎很难得出准确的判断。热衷于以一种总体性的模糊判断去统一认识，很容易陷入抽象争论的泥淖。毛泽东曾一再告诫说：“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53页）因此，重要的并不是“爬坡”或“滑坡”的结论，而是这一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事实，以及其由此而引申出的关于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意见。 据“道德爬坡”论的赞同者说，作为其判断根据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目前社会道德风气最深刻、最有力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不难看出，这里所讲的“事实”，其实包含着两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其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为“假”、“虚”，封闭、单一、“依赖顺从”；其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道德风气已全面改善。然而，上述两点恰恰并不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而是需要用事实加以说明的“看法”。 不仅如此，“道德爬坡”论还潜藏着一种更为独断的前提，即根本排除“道德滑坡”的可能。它提出，过分强调“滑坡”的说法，有意无意地以肯定过去的道德状况为前提，以为过去在“坡上”，现在在“坡下”；而“爬坡”论则重在强调向前看，以超越过去和现在为目标，它是一种“重在建设”的思想。这是十分武断的结论。为什么“滑坡”论就必然同“肯定过去、否定现在”和“向后看”相联系呢？难道“以超越过去和现在为目标”和“重在建设”就不能持“滑坡”论吗？ 此外，“爬坡”论还自诩是“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相一致”，同“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相一致”，这就更给不同的学术观点施加了吓人的政治压力，实际上让“滑坡”论戴上了“怀旧复古”、“否定改革”等政治帽子，使之处于无法进行平等讨论的不利境地。然而，这并不能使“爬坡”论的逻辑成为自明的真理，相反，人们还是禁不住要问：道德进步真就必然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相同步吗？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并存究竟是个别人的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可能？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下述问题进行探讨：“道德滑坡”的现实可能性及认识到这种可能性的意义；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基本事实及其评价；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及其对策。 二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道德滑坡”现象并不罕见。可以说，道德往往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步。这是历史曲折性的重要表现。正因为如此，认为从道德方面看，“过去”处于“坡上”而现在处于“坡下”的，就不仅有“眷恋过去”的保守主义者，更有憧憬未来的理想主义者；不仅有持道德化批判的浪漫派，更有以对现实的改造为己任的革命派。其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批判，恰恰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 马克思、恩格斯谈论“道德滑坡”大体上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从宏观上看，由于人类文明史是伴随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出现而开始的，因而它的发展进步总是具有对抗和矛盾的性质。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倒退、财富与堕落等等相互交织，从而构成了“道德滑坡”的历史根据。恩格斯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人对人的奴役和压迫的出现，其对社会道德发展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道德愈益为私利所左右而功利化了，纯朴的道德日渐幻化为遥远的梦想。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原始社会被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从来没有无条件肯定文明时代的进步性，更没有肯定此种进步的全面性质。他们从来没有把打破原始社会自然状态的经济冲动视为美德而加以讴歌，尽管后者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他们用一种十分冷峻的眼光审视着人类社会的这一历史性转折，指出虽然人类的原始自然状态终究要被打破，“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同上，第112页）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这种纯粹功利化的道德，根本原因在于它完全以财富为首要价值，从而使人的价值完全屈从、依附于物的价值。这样，虽然阶级社会“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同上，第201页）这种以损害人的全面发展以促进物的生产的方式，无论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却总是和人类的道德理想相悖，因而理所当然地使人们对其进步性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人类自身所具有的进步潜能将不会永久地受制于以物为中心的社会，它终将迈向新的历史时期。于是，便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两种生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以及人类“史前史”的终结等历史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