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二十世纪末期，我们来回顾一下儒家伦理思想在我国（大陆）的变迁和所受的遭遇，以及展望一下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前途，我想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基本上是在分裂、对抗、革命斗争、战争（热战）和冷战之中度过的。中国亦不例外，他与整个世界的发展相一致，亦是处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是在革命，内外战争，对抗斗争之中走过来的。而在我国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动荡和剧烈的斗争，又往往与如何对待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密切相联系。这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对抗乃至战争，常常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地要碰到如何解决传统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此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斗争，几乎都与我国传统思想的集中代表——儒家的伦理价值思想相联系，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决不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而应当向西方的先进工业国学习，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管理制度，乃至先进的政治经济、哲学等学说。这就是历史上我们所说的“西学”。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是由儒、佛、道三教思想所组成，而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从社会上层直至社会下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的伦理价值思想。这是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以宗法制的家庭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主义等级制的农业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同时儒家伦理思想还集中地反映了我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的性格，反映了我中华民族调谐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共同的道德准则。以此儒家伦理思想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之表现，她具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品格。一般人们把她称之为“中学”（应当说是“中学”的主要代表）。中国的现代化究竟应走西学之路（西化），还是应走中学之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呢？伴随着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在现代历史上出现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一纠纷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直至延续到今日，也尚未止息。我想认真地总结这一纷争的历史，对于我们实现现代化是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一、儒家伦理思想在二十世纪的遭遇和命运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儒家伦理思想前后受到了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在本世纪的上半期受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一次是本世纪下半期受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总的说来，前者是一次顺应社会前进的启蒙运动，后者是一次社会的大倒退运动。随着这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过去，儒家伦理思想又相继出现了两次复苏的机遇，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的儒家的重建运动（现一般称之为“现代新儒学”），一次是“文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的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新评价和提倡宏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活动。这可称之为二十世纪在中国（大陆）儒家两落两起的曲折的遭遇和命运。这是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所仅见的。在先秦时期，儒家曾经遭到了法家和道家的猛烈抨击，但这仅是学派之间的纷争，并未出现整个社会的批判思潮。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使得儒家遭到了厄运，但也反是一种行政压制手段，而未出现社会的批判浪潮。对儒家的思想大批判，确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又把批儒批孔的运动推向了极点。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纷争动荡的反映，是二十世纪的特有的产物，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反儒运动，就其直接原因来说，是针对着当时的守旧保皇派们鼓吹尊孔读经，建立孔教，复辟帝制而发的；就其更深刻的原因而言，则是为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新道德，反对专制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而为。以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我国传统的旧文化思想。由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它整整统治了我国达二千年之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深深地禁锢着人民的思想。因此人们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使我国走向现代工业社会，首当其冲就是要开展对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这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所必须的。没有这种思想批判运动，人们的思想就得不到解放，新的文化思想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五四”时期新文化与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当时的对立或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按照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所载的一篇文章所说：“所谓新者无它，即外来的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新青年》一卷一期载汪淑潜《新旧问题》）并认为这两种文化“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同上）新旧文化就是西洋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对立，而新的西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得最清楚。当时由于《新青年》受到很多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攻击，指责他们犯下了罪行，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一文，文中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确实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旧时期的中国缺乏民主和近代的科学精神，要提倡民主与科学，就必须要打倒封建专制主义，而儒家，尤其是汉代以来的儒家宣扬的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封建家长专制和封建夫权专制主义的。以此新文化运动的矛头就要直接指向孔家店，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当时批评儒家的最激进的人物要推吴虞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定之害》等文，猛烈地抨击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他尖锐地指出：“儒家的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连接之根于”（《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又说：“忠孝二字，就是拿来连接专制家庭的一个秘诀”（《墨子的劳农主义》），“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总之，儒家宣扬的忠君孝父就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正由于吴虞猛烈地攻击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所以当时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