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职业道德，挖掘和研究民族传统商德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本文拟就我国历史上的“良贾”、“义商”及民族传统商德一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我国历史上向有良贾（“良商”）、“诚贾”、“廉贾”的称谓。所谓“良贾”，是指善于做买卖的商贾，“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善于掌握时机）。”（《战国策·赵策》）“诚贾”，是指诚信不欺的商贾，“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管子·乘马》）。“廉贾”，是指不贪图眼前小利而谋长远厚利的商贾，“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当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不得其三；廉贾，贵乃卖，贱乃买，故十得五也。” “良贾”、“诚贾”、“廉贾”经营商业不是不图谋利益，而是不采取违法、不道德手段牟求暴利。他们善于预测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取予合时，公平交易，薄利广销，往往比贪贾、奸商获利更多。 春秋时期的计然（传说是范蠡的老师）、范蠡善观时变，“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掌握“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待乏”原则（见《国语·越语》）和“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贵卖贱取原则（见《史记·货殖列传》），帮助勾践治越，使越国富强，战胜强吴，号称“五霸”。范蠡将此法“用之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的弟子子贡也是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臆则屡中”（《论语·先进》孔子语），贱买贵卖，“鬻财于曹鲁之间”（见《史记·货殖列传》），成为巨富。范蠡居陶地经商，改名陶朱公，子贡姓端木，名赐。由于他们善于经营，所以历史上有“端木生涯，陶朱事业”之称。 战国时期的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且紧紧把握时机，“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同时他还奉行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欲长钱，取下谷”，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钱虽小但多销可获大利。白圭是战国时期善于经商的著名代表人物，故司马迁称“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了汉代许多“设智巧，仰机利”，善于经营的富商大贾，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史记·货殖列传》）。他还列举了一些不显眼的小生计，靠精心经营也获巨富的事例，如“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同上书） 至于许多挣辛苦钱或致富或未曾致富者更是历代多有。如蒙书《六言杂字》讲：卖酒的“每夜熬油点灯，一家大小无闲，虽然有些利息，看来也是苦钱。”孙中山也讲：“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离乡井，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上李鸿章书》）似这类挣辛苦钱的商人，自应属于“良贾”、“诚贾”、“廉贾”的范畴。 “良贾”最主要的经营原则是以义行商，诚信不欺。《水窗春呓》中载：“著名老店，如扬州之戴春林，苏州之孙春阳，嘉善之吴鼎盛，京城之王麻子，杭州之张小泉，皆天下所知，……然此各家得名之始，只循‘诚理’二字为之。”（转引自《北京商学院学报》1993.3） 古代的“良贾”（包括“义商”）中，有不少人具勤俭之德。如战国时代的白圭“能薄饮食、忍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史记·货殖列传》）。西汉宣曲任氏与“富人争奢侈”不同，“折节为俭，力田畜”（屈其富人的身份奉行俭约，亲自耕田畜牧），并订有家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同上）汉武帝时卜式曾亲自入山牧羊十几年，后入朝为郎，“布衣屠而牧羊”，仍穿麻布衣和草鞋牧羊（见《史记·平准书》）。古代著名的山西商、徽商中许多人也崇尚勤俭。这些富商大贾“富而不奢”不仅同他们懂得积储之道有关，而且同他们中一些人“因义而用财”、“仗义疏财”不无关系。 二 所谓“义商”，也属“良贾”范畴，但比一般“良贾”商德境界高出一筹。他们不仅能做到公平交易，诚信不欺，而且能济危扶困，乃至不乏爱国济民之举。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被称作“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货殖列传》）。在著名的管（仲）鲍（叔牙）之交美德故事中，鲍叔牙早年与管仲合伙经商，知道管仲家境贫寒，情愿多分盈利给管仲（《史记·管晏列传》注）。东汉马援，在北地牧畜致富，役属数百家，但他毫不吝惜财产，慷慨解囊，济危扶困，尝讲“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后汉书·马援列传》） 有的“义商”更表现了忧国忧民，以国家社稷为重、以民生民瘼为怀的道德思想境界。如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于经商途中遇前来攻袭郑国的秦师于滑，乃假称受郑伯之命，以二十牛犒劳秦师，且暗中使人告知郑伯以为备。秦兵将帅以为郑伯已先知之，作了应战的有力准备，便回师不敢攻袭郑国。子贡经商致富后，曾主动为鲁国流落在国外的奴隶赎身而不向鲁国政府领取赎金（见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册，第198页）。西汉武帝时卜式靠牧羊致富，得知武帝将出击匈奴，他上书愿献一半家产助边。他讲：“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后来卜式还捐资二十万救济移民，“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见《史记·平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