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中，作为伦理秩序建构与社会调控的机制有三：情、理、法，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症状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情”的困惑；“理”的失落；“法”的孤独。对于“情”，中国人、中国文化陷入一个二律背反中：一方面，在文化上与心理上保持一种深层的认同与追求，并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作为伦理的价值标准与目的；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人情风、关系网又现实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而“情”又成为批判与冲击的对象。中国传统伦理的维护，重要的机制之一便是在长期相对稳定的生活中形成的“公理”及其社会舆论，而生活流动性的增强、血缘关系的动摇、伦理价值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公理”与“天理”的动摇，并导致公判的失准。在“法”的机制上，中国文化历来是情、理、法三位一体，现代社会法制化的要求与趋向，出现对法制的片面要求，而合情、合理、合法历来是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如果“法”缺乏情与理的支撑，只会造成社会控制的无力，形成法的孤独。无论如何，中国伦理正处于重建之中，中国伦理的重建正处于阵痛之中。 一、经济转轨、文化转型与伦理重建 伦理的重建，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目前中国伦理的重建有着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这就是经济的转轨与文化的转型，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社会由伦理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中国经济由伦理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文化由伦理型文化向经济社会的文化转变。 经济转轨的核心，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基本区别是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计划经济是以计划为杠杆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从文化意义上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由伦理经济向某种“纯经济”形式的转变。计划经济的文化实质是伦理经济。因为它在进行资源配置中，是以“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其模式本质上是血缘的亲—子模式的延伸。下级部门能否从上级部门中获得计划与资源，首先得考察彼此间是否存在某种既定的经济伦理关系，没有这种关系，是不能产生经济行为的，因而上级部门又叫“主管部门”。在这种计划模式中，是先有经济伦理的关系，然后才有资源配置上的经济行为。这种关系，是权力义务关系，是以伦理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超经济关系。而市场经济则不同，它是通过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资源的调节与分配，能否获得资源，完全或者主要地取决于是否具有经济上的交换能力与产品上的交换价值。如果其产品在市场交换中获得实现，也就获得了经济上的资源，是“纯经济”的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深刻文化意义，标志着中国社会由伦理型的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化。这种转化，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文化，尤其是对伦理本身，产生了基础性和根本的影响。在转轨的过程中，必然要导致伦理的失序与价值的失准，并直接产生人们的文化心态上的游离与浮躁。 如果计划经济与血缘伦理的传统保持了文化上的深层认同，那么，对传统来说，它就是一种保持和延续的力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家族生活的模式与逻辑扩充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原理，文化心态与伦理传统不需发生重大的冲突裂变，只要加以部分的调整便可适应。这种模式与原理，与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的原理是一脉相承的。而市场经济的模式则完全不同，它一下把人们抛进了市场，对人们既有的超经济的关系采取不重视乃至不承认的态度，因为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看，它本质上是一种“认钱不认人”（实际上，传统经济与文化中的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是指人的地位，“认人”的本质，是按社会地位，在世俗文化中，就是按人的“面子”的不同施以经济行为）的经济。市场经济要求人们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排除超经济的因素对它的影响和干扰，同时也没有给它的影响留下地盘。在这种状况下，产生“人心不古”的哀叹是很自然的。同时，在文化上，它也必然相应地要求文化的转型。血缘—伦理—政治的链式文化原理，就要让位于以经济为单子的原子式的文化原理，伦理的价值让位于经济的价值，伦理的逻辑让位于经济的逻辑。文化就要重新建立一套价值系统与设计模式。这种文化的转型，在现代社会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伦理的社会虽然是一个合目的性的社会，但如果伦理社会不能解决人的生活问题或生活质量问题，最终也不能完整地实现人的目的。因此，在社会的文化设计中，虽然伦理代表了人的目的系统，经济代表了人的功利或世俗生活的系统，但经济问题的解决却最终制约着伦理与文化问题的解决，因而经济是第一性的，经济模式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化模式的变化。 经济转轨和文化转型，必然要求伦理重建。这种要求，不只是哲学的“必然”、科学的“实然”，而且本身也具有价值的“应然”。计划经济的破除，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把伦理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的至尊、独尊的地位打落在地，要求它从“彼岸”的天国回到“此岸”的世俗生活中来并深入于其中，在此过程中重新为自己定位，寻找自身的价值。而伦理型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变，又要求重新建立伦理的价值系统与运行原理。同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健全，又呼唤着新的伦理秩序的建立和伦理价值的引导。所以伦理的重建，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必要又紧迫的课题。从概念内涵上说，中国伦理的重建，包容的内容十分广泛，概而言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任务：伦理秩序的重建；伦理价值的重建；伦理性格的重建；伦理原理的重建；伦理体系的重建。最根本和核心的是伦理秩序与伦理价值的重建。伦理重建面临的紧迫课题是：如何实现伦理价值与伦理秩序的重建；在伦理重建的过程中如何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阵痛，加快伦理重建的速度及其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