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中国，20世纪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世纪。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日中战争、国共内战、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及即将来临的1997年的香港回归，剧烈的变动持续不断。如果用一句话对中国的这一世纪作一评断的话，可谓巨龙的创伤终于得以治愈，而今再度以腾空之龙的姿态准备向高空飞跃。中国的这一复苏过程，对于亚洲来说，也是一个复权的过程。20世纪前半叶，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殖民地的境地。后半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多相继独立，建立了新的国家。 亚洲的经济能力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发展，日本是其率先者。196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为50万台，到70年为530万台，80年为1100万台，从60年到80年，成长幅度达20倍。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四小龙”的经济紧接着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亚洲经济圈可与欧美相匹敌。 如今，中国出场的时代已经来临。1980年，中国的电视机产量为250万台，9年后的1989年超过2760万台，居世界第一位。钢铁产量在1975年为2500万吨，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而到1993年，便超过走向下坡的美国，仅次于一亿吨的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只是汽车一项在1993年仅有100万台，是日本1962-1963年的水平。不过，即使仅以日本为例作一单纯而机械的预测的话，在二、三十年后，也可达1000万台。 世界上许多经济问题专家已预测：21世纪无疑将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尤其是中国的世纪。这一预测是有充分根据的。 如此之变化，必将引起亚洲的世界观及世界的亚洲观的重大变化。50年代，我在大学学习汉语（第二外语）时，在2000名学生中，修汉语的只有12名，1950年学生选法语或德语，30余名修俄语。总之，大部分学生的眼睛盯着欧美，而以亚洲或中国为学习对象的学生被视为不合常规之人。到60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开始影响亚洲问题研究者。当时，克服所谓的亚洲停滞论、考察亚洲的历史发展阶段成了共同的课题。但是，当时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考查”，仅仅局限于在亚洲追求欧洲史的发展阶段。现代主义者以现代欧洲的价值观为基准，譬如，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在亚洲，何时、何地、如何才能产生“契约观念”，以及“个人主义”和“近代自我”的确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又对“资本主义的萌芽”或“亚洲式封建制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探索都是企图在亚洲里寻找欧洲，人们以为，在世界史中，唯有欧洲的历史独具普遍性价值。 我对当时人们所持的欧洲一元化的观点——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及价值观为基准，认为那就是世界史的或人类的普遍性——抱有许多疑问。促使我产生疑问的是明末李贽的著作。当时，在日本对李贽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容肇祖氏以来的评价，即以女性解放、肯定欲望、合理精神、反儒教等“现代欧洲”模式为标准的评价。这样一来，因他们仅仅切取了与“现代欧洲”相近似的部分，所以只能得出如下结论：那种“现代”化的要素在明末清初已经消失，在中国，“现代思维”以“挫折”而告终。他们的理由是，被所谓“王学左派”所赞许的那些“现代”化倾向随着阳明学的衰落而消失了。 然而，我认为，在从李贽到戴震的思想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继承关系，并向“挫折”论者提出反驳。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确信，在中国，虽然思想史的展开不同于欧洲，但是，当我们统观人类史时便会发现，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与欧洲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人类普遍性的共同性。从此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多元化的世界观：所有的民族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的历史中，必然有其独自的——但又是沿着人类史发展法则的——发展途径。这种观念（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信念）被逐年强化。这一信念来自于从宋代到近代的有关文献。进入80年代，与我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开始发表类似于我的这种对于中国的多元化世界观，而且，我的主张逐渐在年轻一代人中引起了越来越强的共鸣。到了90年代的今天，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们，都已常识性地认为中国也有其独自的现代化过程。 如上所述，在80-90年代，四小龙及大陆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人们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实际上，如果设想一个以台湾、香港和大陆中国为中心的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华侨在内的“华人经济圈”的话，可以说，现在这个经济圈已经具备了与欧洲经济圈及美国经济圈相抗衡的力量。 在如此局势下，我试图作重新思考。今后，日本的中国学不能只是停留在主张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及文化这一点上。 现在的世界已到达被资本主义原理所覆盖的境地。谁都不能否认，这种市场原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强大的推动力。60-80年代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是依靠灵活运用对于日本有利的市场原理，将优质低价的工业产品向世界市场出口。然而，现在日本的民俗文化传统恰恰就是被这种市场原理吞噬着。例如，为了抵消由于汽车出口而造成的巨大的贸易黑字，日本无奈地实行了农产品自由化的政策，结果终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交涉）而实施了大米进口计划。日本的水稻生产至今在政府的保护下维持着高米价，但是，可以预测，今后，由于美国、澳大利亚、泰国和中国等国的低价米进入国内市场，日本的农业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农村，伴随着水稻生产而被保存下来的水稻文化活动——共同体扶助、村祭、季节性活动、民俗祭礼等——将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