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文化转型，这次转型，从其酝酿发轫时算起，已有一个多世纪，但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达到最高潮，转型带来了振荡与冲突，也带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对许多人说来是心爱观念的毁灭，是痛苦、挫折和往事不堪回首；对有些人说来是成功和进取，以及无限多的机会和新价值的生成；对更多的人来说也许是困惑、迷惘、焦虑和不安……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在巨大的文化转型和价值冲突面前我们的凭籍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是否有精神的凭籍，内以安身立命，外以兴国兴邦？在巨大的转型面前知识分子责任何在，人文关怀是否还有其价值？所有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启人深思，本文试图以文化转型为背景，从最一般意义上勾勒当代国人的价值取向，分析与把握其观念冲突及其蕴含的深刻危机，进而为超越危机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思路。 一、当代国人的价值关怀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时代精神的凝聚，它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并表现在人们的行为实践、活动方式中，实践作为有目的的人的能动活动受此价值取向的制约，从整个社会的范围看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取向无非是同时代大多数人所希望、所追求、所为之奋斗不已的东西，从此角度透视当代国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 1、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 功利主义是当代国人的压倒性价值取向，也是基本的价值关怀，君不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功利主义的价值关怀既表现在无数国人的行为中，也表现在各极领导干部的施政纲领与大政方针中。全党全国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均体现这一压倒性的价值取向，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是忌言利、讳言利的，孔子罕言利；孟子义利之辨，主要是论证义大于利；封建统治者则缺少市民资产阶级那种无止境追求利润的冲动，他们的消费构成剥削的界限，而广大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已足够他们挥霍，因此他们对逐利无特殊兴趣，对儒家重义轻利的理论却大加赞赏，因为义主要被理解为忠孝仁义，于是重义轻利长期成为支配性精神，商人则是四民之末。 其实，物质利益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杠杆不可能被取消，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受到重义轻利的观念的束缚，因而商品经济未能充分发展，建国后儒家在思想界的影响地位倒了，但重义轻利观念却又深了一层，因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指导思想，而在马克思的理想中，钱与利、乃至商品与货币都没有位置，他认为人只要追求这些东西就会受缚于外在的物，没有真自由，只有出于内在要求而不是外在压力，行动才算真正自由，在此意义上他甚至认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表明文明以贫困为基础，只有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个人创造性的发展为尺度才符合他的理想。马克思的理想无疑是崇高的，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国家过早地否定利益的作用，只会如马克思所说造成贫困的普遍化，于是一切陈腐落后的东西会死灰复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总之，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否认利的作用，只会把国家搞得很贫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搞得很虚伪，不真诚。因此，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拨乱反正，搞开放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很明智的，改革开放15年来的成绩世人共睹，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产力被创造出来，而这些不久前似乎还长眠于地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功利主义过甚也有很多弊端，其极端表现是拜金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是对金钱货币的崇拜，本来货币作为人类劳动产品的一般等价物可充当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工具，但有了它就可以占有等量的社会财富，于是它的头足倒立着，在人们心中产生了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的幻想，马克思在《手稿》、《资本论》中曾多次例举莎士比亚和哥伦布的话：“金子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它，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国。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我国东晋鲁褒写《钱神颂》，意思也与此相类，这样一种拜金主义在当前市场大潮中乘机泛起是很自然的，道德、法律、天理、良心、人情、理想，所有一切最神圣的东西都受到它的冲击和亵渎，知识也变得贬值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市场只认钱说话，千千万万的人加入市场淘金大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切向钱看”，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几乎所有单位包括政府机关、研究单位、部队、院校乃至所有个人均围绕这个轴心运转，尽管口头上可能不这样说。于是整个社会弥漫着拜金主义。这种拜金主义诚然可以一时刺激人们发展经济的热情，但经济发展无序，社会不安加剧，到头来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一切为物欲所役，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2、实用主义与短期行为 当代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很强。我们民族本来就有实用精神的传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实用态度非常明显。李泽厚先生把实用理性概括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确有道理。不过传统文化把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乃至圣贤作为做人的准则，高则高矣，对普通人说来落不到实处，反而搞得人与人关系很虚伪。这些理论离实用相差很远。儒家泛道德主义后来在林彪、“四人帮”的空洞说教中得到再现。空洞的道德说教不仅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作为这种泛道德主义的反拨，实用主义态度广泛发展，它有负面的影响。例如，它同功利主义结合产生实利主义，对普通百姓说来则是实惠主义，即以实利实惠作为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实利主义发展过甚，难免急功近利，甚至产生短期行为。产生厌学经商、学者改行下海，企业以次充好，承包厂长只管承包期的利益最大化；领导干部只对自己任期的事关心不已，因为能产生眼前看得见的成绩在以后的考核中有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许多人的共识；甚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今朝有酒今朝醉，长期见效的工程普遍受到忽视。孙立平先生把此现象称为“短期行为文化”或“短期行为价值系统”，“在此系统中任何长期行为都带有一种傻气，因为由于社会调控失序，长期行为得不到相应收益，难免出现短期行为的普遍化，这种普遍化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患的一种近视症。”① 3、个人本位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 传统社会是关系网络社会，人束缚在关系网络中，个人地位并不重要。市场经济把人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人成为孤立的原子、自由的个人，享有自主权与经济自由，这在西方中世纪后期被视为人的解放，这样一种解放在我国仍在继续，而且发展至高潮，因为广大农村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只是最近十年才实现；在城市也出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发生在当代经济领域的文化转型，精神领域的变化以此为基础。 过去，个人束缚在家庭、社团、单位、地域、户籍等各种关系和制度中，并无多少自由，如今农村出现财产权利与人身自由两大解放，城市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也大大加强，最重要的，市场经济确立了个人的经济地位，也唤醒了人的个体意识与主体意识，于是重视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利益的观念崛起，这种精神或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不过时下个人主义一般被当作贬义词，因此权且称作个人本位主义，其实市场经济突出个人的地位与作用，个人本位主义只要不损人利己是很正常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的价值理想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集体是个人在其中充满个性与自由的集体，他讨厌在集体中泯灭个性，认为这是虚假集体，是异化。当然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自由，这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过分贬抑集体主义、突出个人的地位是不对的，反过来也一样。在西方个人主义被视为基本的价值，不过也不能把这种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与自私自利，只要遵循市场规则与法律，不违反一般社会公德，个人主义仍被视为合理的价值取向，受到尊重。在我国个人受到集体主义的制约，集体主义作为官方提倡的价值受到推崇，但另一方面，重视个人利益和价值的观念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悄然生长。但它是畸形的，首先它没有名份，因而从不以个人本位主义而堂而皇之存在；其次它缺少合理的价值取向，缺少适当的道德、法律、市场规则来限制，因而表现出来的常常是肆无忌惮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道德沦丧、腐败、社会不公平等种种丑恶现象，均与之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