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是当代新儒学大家。他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和“文化中国”的思想在海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去年十一月，杜先生来杭参加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记者和浙江有线电视台记者羊凡、韩月一道对他进行了采访，现将羊君整理的答问录披载于下，以飨读者。 问：杜先生，您作为海外学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请您谈谈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好吗？ 杜：说我是新儒家，可能是说我在某个程度上认同儒学，但是，作为代表人物，我是不敢当的。儒学最近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有一定的发展。举例说，我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儒家伦理的课，在四年以前刚开课的时候，有100多个学生，后来增加到200多，今年将近有500多学生来选这门课。这并不因为大家都认同儒家，而是儒家所提出的一些议题对他们很新鲜，他们很重视。譬如说，自由和平等的观点，突出自由，牺牲平等，这就一个福利社会而言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美国社会相当重视人权。但人权和责任伦理和义务的关系是什么？家庭是不是社会稳定主要的基础？个人的人格发展和社会的价值应不应该配合？乃至儒家的基本信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价值是否能够普遍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完成自我还帮助其它人完成他人，这一种提法、这一种概念、这一种理想，是不是符合一个社会全体大众的共同发展？因为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批评极端的个人主义，认为它带着一种侵略性的竞争，甚至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儒家伦理里面有很多资源，可以为他们所借鉴。正因为这个原因，除了大学部的学生以外，学术界乃至文化界的人士，对亚洲伦理──新加坡李光耀先生提出来的多半是亚洲伦理──是不是有价值很有兴趣？比如说新加坡提了五大原则，就是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家庭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和平共处而且大家互补，这些都是儒家伦理提出来的一些价值。大家觉得这些亚洲伦理不仅和东方社会有关系，而且和现代高度工业文明社会也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不仅它对现在的学生有影响力，我相信慢慢地对西方社会自我反思，它也能提出一些很值得参考的资源。 问：您作为“文化中国”的首创者，请问这一概念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何种意义？ 答：我不敢说是不是“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因为“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有许多人提了，比如傅伟勋先生，他发表的一本书就是名叫《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我觉得所谓“文化中国”可以分为三个“意义世界”。第一意义世界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四个地区虽然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上都有差异，但是有共同的族性语言、历史和世界观，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意义世界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他们身为移民，属于“离散族裔”，却保持着自己的“中国性”，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第三意义世界包括很多从事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人、媒体的从业人员以及来华投资的企业家等等，资源实际上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现代化，特别在经济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多半是来自“文化中国”的第一和第二意义世界，比如香港、台湾以至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大概有三千六百万人，因为文化的认同，因为乡情，也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将来的发展能够提高全世界华人在各目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种考虑等等。中国的发展，是成为“文化中国”新的价值能够创造能够发挥的前提，就这一角度而言，从投资、旅游、文化交流以及其它各种信息交流来看，当然“文化中国”这一广大的地方对于中国的发展有很积极的作用。在1991年的时候，美国有一名学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名叫梭罗·莱斯特斯，他提到世界经济竞争的三个重要角色，一个是北美、一个是西欧、一个就是日本。那个时候我就向他提出：你这个看法是很片面的。他说何以见得呢？我说你没有把华人的因素摆在里面。当时他不以为然，可是过了不久他发现，华人的因素还包括海外华人，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特别象马来西亚，有34%的华人，还有象泰国的华人，印尼的华人，菲律宾的华人，如果把香港、台湾、澳门的华人算在一起，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那华人的经济力量在世界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进一步地理解这个经济力量，对于促进这个世界的和平和了解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很大的好处。 问：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东亚模式的成功是儒学实现现代转型的标志；另一种认为，正是因为东亚地区儒学影响较为薄弱才导致那里的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请您谈谈东亚模式和儒家文化到底有何种关系？ 答：所谓东亚模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把东亚看成一个共同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呢？有人认为，东亚是汉字文化圈，有人说是筷子文化圈，也有人说是大米饭的文化圈，另外还有如日本人所说的儒教文化圈。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个地区长期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东亚地区以前经济不能发展，大概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现在东亚地区能够发展，也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该怎么来解释呢？我认为是这样：儒家文化特别重视政府的领导作用，注重家庭的和谐，注重社会的团队精神，注重集体性，注重伦理道德，注重义务等等，这一些假如被政治化了，变成歧视商人，不发挥企业的契约精神，乃至政府的力量进行各种不同的政治控制而不让经济发展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儒家的文化就会对经济的发挥起非常消极的作用，这一点在清代以至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如中国、日本、台湾甚至新加坡，都有这种情况。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假如社会里政治的力量很大，政府有贤明的领导，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家庭成为后期工业社会或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稳定因素，那么，团队精神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个人主义挂帅，再加上各种其它因素，这时儒家文化又是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我认为，如果简单地从因果的关系来说，儒家伦理是经济发展的因，而经济发展是果，这种提法，这种单因的提法，不仅是非常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但是，不了解儒家伦理和儒家文化的背景而想要了解东亚社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等于说是不了解基督教文明而想要了解西方、不了解伊斯兰教文明而要了解中东，不了解佛教要想了解东南亚一样。然而，东南亚社会还有其它资源，除了儒家以外，在中国还有道家、还有民间宗教，在日本还有神、道，在朝鲜、韩国还有巫教，那里的文化还是很丰富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但是儒家伦理确实是起了──过去是起了消极的作用、现在是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摄影 黄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