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所处的时代及自利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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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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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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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是战国晚期人。他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处于由奴隶制向更高的形态封建文化过渡的关键时刻。从春秋到战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

       西周实行的是奴隶制的贵族政治,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宗法制,也就是所谓的《周礼》。整个国家就依靠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维持。到了春秋时期“宗法制”就被打破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左传·隐公十一年》形成周室衰微,政由方伯的新形势。

       众所周知,这种新形势是由于生产力提高引起了经济关系的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在奴隶制的母体中孕育而成。从春秋开始“土地国有制遭到削弱,诸侯和百官豪富起来。……私家的财富也逐渐超过公家。”到了“春秋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逐渐建立。”“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引文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我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化。在这大变革的时代中,各诸侯国之间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样春秋时代就出现了一些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争霸中原的局面,也出现了卿大夫强大专权的情况。东周王室徒有虚名,反受制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的霸主。(《战国策·秦策》)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私有制所产生的利欲和权势欲,使得弑君弑父事件不断的发生,哪里还顾得上血统名份?争权夺利的斗争使维护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而日趋衰微。“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太史公自序》)从鲁国的“四分公室”开始,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伐齐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形成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力量的不平衡,出现了诸侯国之间的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互相争霸,互相侵夺,弱肉强食成了国际公则。为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各国必须加强实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要达到此目的,各国君主不能靠那些宗族大臣以自振。于是,又开求士之风。士是从西周以来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它是一个不能独立形成的阶级阶层。(详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游士在这种形势下为谋求高位接踵争跃。象齐国在稷下养学士“千数百人”,其中地位高的七十多人。(《史记·齐世家》)其他如大贵族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等也都养士数千人。这样,周代的奴隶制的贵族政治被打破,一些平民身分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可见士的形成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末期政治腐败,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以至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困之诸市履贱踊贵。”“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益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社会现实的变化引起人们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的转变。社会陷入“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妻离散莫保其命,缗然道德绝矣。”“道德大废,上下失序。”“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引文见《战国策·书录》)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国与国,家与家,仁义辞让的道德准则已荡然无存,陷入“礼崩乐坏”的文化大断裂。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态式、行为取向发生了反传统的变化。国内国际以至走卒百姓完全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利害关系,业以成为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动力。孟子所反对的“上下交征利”正是这一时代的风尚。

       战国初年至中期,自魏国开始改革以来,其它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显然封建化的过程是不平衡的,可以说封建制度在各国基本确立。社会的变革,政治道德观念的转化,必然反映到思想领域中。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代言人“士”针对社会变革提出了见解和主张,一种新型的文化呼之欲出,在实践中筑起崭新牢固的封建文化大厦,使文化在数百年动乱之后,重新走上良性运行和谐轨道。诸子百家掀起了百家争鸣式的大探讨。诸子争鸣是诸侯割据的现实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学术往往为政治所决定。战国时代,由于新兴力量统治地位的确立,周王室的衰落,群龙无首的态式,封建的极权政治建立不起来,不可能推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样,各个学派获得极度自由发展。从社会来说这个时期最混乱,从思想界来说这个时期最解放。诚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哲学开始于一个实现世界没落。”即开始于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没落。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百家争鸣之所以兴盛于季世,是因为这时该社会及其文化的内在的构架以及潜藏于其中的精神实质才能暴露出来,供思想家反省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倾向于现实,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诸子百家争鸣目的不在于著书立说而在于拯救时世,为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奸劫弑臣》)诸子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纷纷抛出各自的文化模式。韩非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要求下脱颖而出。

       当各阶级、阶层抛出各自的文化模式之际,却面临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传统文化是弘扬还是否定?是继承还是批判。各派思想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尤其是儒法两家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更大,无法调和。义利之辨是儒法论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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