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礼仪之邦”闻名世界，文化传统中富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因此，如何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美德，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们的新思路与新课题。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同体共存的复杂系统，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迥异于古代的小农经济社会，并且我们再一次面临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潮，因此，在传统的根基上重建新文明的大厦，是复杂艰巨的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重任。本文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提出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路，以期抛砖引玉，激发大家的研究兴趣。 一、传统美德的表现范畴 中国文化中宗教式微，因而中华民族主要以伦理道德作为精神支柱，以致有人将中国文化界定为伦理型文化。因此，传统美德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表现范畴。 1、形而上的表现层面。“形而上者之谓道”，即体现在儒道墨三家经典中的道德哲学或曰伦理学，属于道德的理论形态。三家中以儒家的伦理学最为完备，成为长期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体系。 儒家的道德理论体系涵容了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道德信念与道德、意志、行为等关于道德论的所有知识。其内容特点概而言之，即以个体内心的“仁”为内核向外层层推演，在家庭中表现为敬事父母、友爱兄弟。由家庭推及社会，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人际关系中提倡“忠恕”、“诚信”、“以和为贵”的宽容精神。由社会推向国家，则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患意识与爱国热忱，有“民为贵”、“行仁政”的民本思想，有“舍生取义”的人格气节与献身精神。儒家伦理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主干。 道家伦理从表层上看与儒学有若干相近处，如老子主张“慈”、“俭”，反对贪欲。又有“上德若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宽宏博爱的胸怀。但在深层上儒道的伦理指向不同，儒重群体和谐，道重个体生命，特别是庄子强烈反对社会罗网对人性的束缚与异化，标举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从而对儒家伦理的负面价值有纠偏补弊之功。儒道互补互动，使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开出一条多彩多姿、仪态万方的长河。 墨家高扬“公利”，以“国家百姓之利”为最高价值，倡导捐己杀己以利天下的献身精神。并且注重实践，身体力行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摩顶放踵，在所不惜。墨家精神化入下层社会，如战国时的游侠刺客以及后世的义侠。皆重义轻生，赴人急难，除暴安良，仗义疏财。这也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三家之外，还须关注佛学文化。佛入中土后被消化吸收，由极端出世的宗教化为入世的文化，主张“慈悲救世，普度众生”。在道德行为上勤劳节俭，勇猛精进，在道德意志上“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还有在思维上解粘脱缚、不迷信权威等。过去我们将佛学斥为宗教鸦片而一棒打死，于是便轻率地抛弃了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2、形而下的表现层面。“形而下者之谓器”。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伟大，就看它是否能培育出伟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有伟大的创造。就传统美德而言，在“器”的层面有两个体现。 (1)人是文化的活的载体。在历史上中国人“成器”者恒海沙数。就类型而言，有圣贤、豪杰、直臣、义士种种。就职业而言，士、工、商、农、僧道、优伶等各行各业，无不人才辈出。其中史不绝书者，有人格气节的如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有激于爱国大义而视死如归的张巡、文天祥、史可法。有趋人急难、慷慨取义的如荆轲、专诸、聂政。有刚肠嫉恶而又廉洁自奉的如董宣、魏征、海瑞。有旋转乾坤而又功成身退的范蠡、张良。有解人病痛。救人生死的如张仲景、李时珍。也有无数忍受清苦、甘于寂寞而著书立说或课业授徒，传承文明火炬的学者、教师们……即使愚夫愚妇，也践履民族之美德，如《水浒》中的鲁达周济落难父女，拳打流氓恶棍。《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在贾府大厦崩摧之后，不顾风险，收养遗孤。传统美德所化育的无数中国历史人物，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 (2)文学是人学。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作品浩如烟海为世界之最。中国文学确实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与美德。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的忧国忧民意识；“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于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献身精神；“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的刚健进取意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之人格尊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之人品节操……种种伟大精神，不胜掇拾，皆震烁千古，令人心仪。而且，文学对人性的荒唐、悖谬的一面，也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揭示其骄奢淫逸、残暴险诈、奴颜婢膝、蝇营狗苟……正反相映照，更显示出真善美的光辉。当经典伦理学表现出束缚人性的弊端时，文学则以批判的锋芒荡开僵硬的罗网，如《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杰作挞伐“男女大防”的礼教，肯定人生追求爱情与幸福的权利，从而激励生命的自由展开，使道德观念更合乎人性，即合乎人类发展的目的性与规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