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中所云的治道就是管理国家的学说。先秦诸子的治道往往涉及道德观，儒家“限我”、墨家“毁我”、道家“无我”、法家“鄙我”都从此出发，归纳出治理天下的要诀。值此改革开放之际，如何对待“我”已有新的思考，先秦诸子的有关论述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 关键词 治道 限我 毁我 无我 鄙我 我国号称礼义之邦，传统文化特别重视道德观念，甚至与治道相结合。治道也就是管理国家的学说，属于宏观管理学范畴。据古籍记载，我国从夏、商、周开始在国家管理中已重德教，德教即道德教化的德治，但是衍为极盛乃是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化，冲击了旧秩序的宁静，似乎面临着纷扰不安的季世，于是不同阶级、不同集团中人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治国方案，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这就是班固所说的“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诸子学说“其言虽殊，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①因为都与世变有关，还是有互通的共同点的。我们选择从总体精神中提出治道的儒、墨、道、法四家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在如何对待“我”、怎样处理“我”与国家的关系上，四家有令人惊讶的相似，儒家“限我”、墨家“毁我”、道家“无我”、法家“鄙我”，都强调克制自我，此即现代所谓的“克己为公”。将这一道德规范提高到治道的高度，以此为管好国家的原则，历数千年而沉淀为传统心态，使中华民族具有“克己为公”的奉献精神，这是极其可贵的文化遗产，党中央特别强调爱国主义史学，发扬华夏文化中这一优秀传统，也是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所以不揣浅陋而溯源追流，以就正方家。 儒家治道的“限我”说 儒家的经典之一《大学》讲得很明白，要治国平天下，先要修身齐家，修身就是自我道德修养。儒家以道德政治的密切结合为治道准则，即要求统治阶级自我完善道德品质，为民表率，从而感化民众，使人心悦服，达到国家安定的目的，孔子是将这一理论体系化的创始人，在我国影响之深远，无与伦比。 孔子认为，统治阶级中人的自我道德约束是个积极主动的过程，而被统治者则是在其影响下，消极被动完善的。有一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②因此，统治者道德素养的提高便成为关键所在，这是孔子政治管理思想的核心。 所以，孔子一再呼吁统治者认真对待自我道德修养的完善，认为它对国家安定、政权巩固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回答樊迟时说过，在上者如果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负其子而至矣。”③又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④要求统治者修身，实质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不以权谋私，纵欲贪得，我们可在称此为“限我”。那也因为“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⑤只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的执政者，才会重视教化；教化被重视，官风也便端正；官风端正了，国家就能管理好，起步在于“德成”，即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完善。 德教当然并非仅仅停留在统治者自我道德修养的提高，主要是要以此为民表率，用于教育老百姓。孔子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善恶，原初本相接近，后来所以有善恶之别，是因为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故此要使社会安宁，统治者便应是个教育者，对人民“举善而教不能则劝”。⑥善者举之，表扬鼓励；不能者教之，培养教育；人人乐于为善，就不会捣乱造反了。至此，才完成了治道中“限我”的全过程。 儒家管理国家中的“限我”说，孟荀更有所发展，提出了一个可贵的命题，便是“道”高于君主。荀子说：“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⑦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们所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与规范，道存在，国家就存在；道丧失了，国家也就灭亡，那便是用“道”来制约王权，使君主在某些欲望上能够自我克制些。 我们从这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道”，比较容易认清儒家以道制约君主的精义所在。儒家以君主能否遵循“道”为准绳，衡量他享有权位的合法性，即是否上应天命、下合民意，这就是有道明君与无道昏君的分界线。孟子不是申辩过“汤放桀”、“武王伐纣”并非“臣弑其君”，将纣比之为“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⑧也就是说，无道昏君窃居权位是不合法的，除去他倒是替天行道的好事。这制约是够严厉的了。 儒家是现实的，提出这种“王”与“道”关系的观点，目的在于管好国家。因为现实生活中毕竟没有多少明主，要使国大治，难免逆君命，于是而主张道高于君，利用道来制约君主。孟荀的政治主张中鲜明地表露了这种“限我”治国的意向。孟子的仁政说，荀子的纳法入儒都是讲的王道，即要求君主以合乎道的“限我”以利天下。既然将国家安定的主要职责放在君主身上，要求君主的自我克制修养高一些，也很合情合理。当然与此同时更要求臣民们自我克制私欲，服从君主，所谓“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⑩上下都自我克制，国家就安定了。 “限我”的管理思想传统一直沿袭了下来，只是历代君主不愿受此约束，片面地倡导“少事长，贱事贵”使人产生了一系列错觉。 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确为历代帝王神道设教奠定了理论根据，但是它的构成部分——“灾异谴告”又让君主套上了神的光圈的制约。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1)“灾异谴告”的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试图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制约君主，防止其不行仁义，也即通过客观力量达到“限我”目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