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义利 理欲 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春秋时代起到现在，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时至今日，历史上关于义利与理欲的各种观点的长短得失，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这类问题并未因社会进步而消弭。在今日，对于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仍应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一）对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历史考察 孔子将义与利区别开来，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人喻于利，有人喻于义。对于喻于利的人谈义，他是听不进去的。孔子认为喻于利的人是小人，喻于义的人是君子。孟子更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何必曰利”的主张未免迂阔，对于喻于利的人谈论仁义，显然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孟子所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确实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至理名言。到汉代，董仲舒着重宣扬义利之辨，《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中《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所载却是“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从《春秋繁露》中其余各篇的言论来看，董氏还是讲功的。《汉书》所说应是经过班固修润的。但“不谋其利”是两个记载相同的。董氏“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句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程颐特别加以赞扬说：“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都强调义利之辨。 与儒家不同，墨家肯定义与利的统一。《墨经》云：“义，利也。”墨家强调“国家人民之大利”，认为这就是义的内容。儒家中也有反对义利之辨的，如南宋叶适批评董仲舒说：“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清初颜元极力反对正谊不谋利之说，并加以改正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喻于义”、“不谋其利”，是儒家正统派的观点。由于重义轻利，因而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理财之学重视不够，更不注意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历代也有重视经济问题的学者，如司马迁《史记》有《货殖列传》，班固《汉书》有《食货志》。历代也曾出现了一些理财专家。但总起来说，儒家正统派的重义轻利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深度，但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显著的消极作用。 以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始于《乐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到宋代，程朱学派强调天理人欲的区别，朱熹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于是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对于天理人欲之辨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陆九渊，陆九渊说：“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又说：“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岂有天理物欲之分？”到明代，罗钦顺亦不同意存理去欲之说，罗钦顺说：“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己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耳。”（《困知记》）这认为欲有必然而不容己的，而且有其当然而不可易之则，如其合乎当然而不可易之则，便是善的。对于理欲之辨提出激烈批判的是戴震，戴氏强调理有于欲，“理者存乎欲者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戴氏痛陈理欲之辨的流弊，指斥宋儒“以理杀人”。他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这是对于理学家所谓理欲之辨的猛烈抨击。 理欲问题在近现代思想中曾引起浓厚的兴趣，戴震关于“以理杀人”的言论可以说是批判“礼教吃人”的先声，因而引起共鸣。但是，对于所谓“以理杀人”，亦尚须加以分析。程颐说过：“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于是在明清时代出现许多妇女殉夫而死的事件，这确实是“以理杀人”。而戴震所谓“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这其实是在位者假借理的名义而以势杀人。“旷世之高节”必然也有“理”，“著于义而罪之”则是假借“义”的名义而加之罪，其所凭借的乃是权势。 （二）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 义利问题与理欲问题，含义俱非单纯，都含蕴更基本的理论问题。义利问题所含蕴的问题有二：一是公利与私利的问题，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问题。理欲问题所含蕴的问题亦有二：一是生命与欲望的关系问题，二是生命与品德的关系问题。 儒家反对言利，其所谓利指私利而言。孟子所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其所谓利皆指私利。而墨家宣称“义，利也。”其所谓利专指公利，即国家人民之利。墨家也是反对追求个人私利的。儒墨虽然立论不同，而都反对谋求私利，则是相同的。但是儒家认为公利即国家人民之利还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最高的价值是道德觉悟。这就涉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亦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都是表示，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孟子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这即认为，物质生活问题的解决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尚非其充足条件，精神生活的提高有待于人伦之教。儒家强调精神生活具有比物质生活更高的价值。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观点不免迂阔，但认为“心之养”贵于“体之养”，却具有深刻的意蕴，这即是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这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就是说：颜回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却保持着高度的精神生活。宋代周敦颐加以解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道书》）实践道德的精神生活高于世俗富贵的物质生活。这即所谓“孔颜乐处”。到了今天，再谈孔颜乐处，恐怕一般人是很难理解了。但是，人除了有物质需要之外还有精神需要，除了有物质生活之外还有精神生活，这还是必须承认的。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也是必须肯定的。
